論道教善書的當代價值論文
道教善書是指以《太上感應篇》為發(fā)端而產生的一批道教勸善經書,包括《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關圣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蕉窗圣訓》等。自勸善運動興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產生了多少道教善書,沒人也沒法精確地統(tǒng)計。僅據(jù)《道藏》與《藏外道書》的收錄,它即已是一個可觀的數(shù)字。這些經書既可以被視為一套倫理系統(tǒng),也可以被視為一套解釋系統(tǒng),還可以被視為一套儀式系統(tǒng)[1]。其對中國后期社會與倫理影響至深,全有賴于此一多性特色。
一、作為倫理系統(tǒng)的道教善書
以興善去惡為旨歸,道教善書首先應該被視為一套倫理系統(tǒng)。據(jù)統(tǒng)計,《太上感應篇》篇共列出善行26條,惡行170條[2]。其中,有34條是關于個人道德修養(yǎng)的,而有120條涉及人在家庭、社會中的利他行為。故有學者認為,“處理家庭、社會關系的道德倫理是《感應篇》中內容最為豐富的部分,其中包括家人、朋友、為官、經商等等方面的道德原則!盵3]因其如此,日本學者窪德忠不同意將《太上感應篇》視為民眾道教經典──“如果把它稱為民眾道教的圣典,那么民眾道教豈不完全等于中國的社會倫理、社會道德了嗎?”[4]不管怎樣,《太上感應篇》對社會倫理道德的極度關注應是有目共睹的。不止《太上感應篇》,在《文昌帝君陰騭文》中也同樣可以看到倫理道德的核心位置:全文僅544字,而有關倫理道德的部分竟有378字,涉及了家庭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宗教倫理與生態(tài)倫理幾個部分[5]!蛾P圣帝君覺世真經》全文649字,涉及倫理道德的部分則有316字,包括了善行36條、惡行46條[6]!短⑾删^格》共立功格36條、過律39條,其確立的依據(jù)還是倫理道德[7]。他如《文帝孝經》[8]、《文帝延嗣經》[9]、《文帝救劫經》[10]、《文昌帝君蕉窗圣訓》[11]、《十戒功過格》[12]等,除了前后序跋,則全部都是倫理道德的內容?梢院敛豢鋸埖卣f,幾乎所有道教善書都把倫理道德視為勸化的主要內容。
自孔孟始,儒家已有一套綿密的倫理說教。佛教東來,也自帶著佛陀的戒律規(guī)范。異于舊有的倫理系統(tǒng),道教善書所開啟的倫理系統(tǒng)是一圓融三教的系統(tǒng)。概而言之,其忠孝倫常部分主要應是取自儒家,其十善惡業(yè)部分主要應是取自佛教,而其齊物畏神部分則主要應是取自道教。
以仁義為最高統(tǒng)攝,儒家倫理之核心是所謂的“五倫”,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君臣關涉政治倫理,要求君待臣以義禮、臣對君以忠誠;父子、兄弟、夫妻關涉家庭倫理,要求父母慈愛而子女孝順、兄長友善而弟妹恭敬、夫妻和睦而主從有分;朋友關涉社會倫理,要求相互講求信譽!短细袘分爸倚⒂雁,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暗侮君親,慢其先生”、“攻訐宗親,剛強不仁”、“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用妻妾語,違父母訓”、“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等,應該都是化自儒家倫理。《文昌帝君蕉窗圣訓》“敦人倫”稱:“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兄弟相愛,朋友以信,夫婦相和,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慎交游”稱:“始終不怠,內外如一,貴賤不二,死生不異,尤當功過相規(guī),親近上士!眲t明顯是儒家倫理的直接取用。同樣,《文昌帝君陰騭文》之“忠主孝親,敬兄信友”[13],《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xiāng)鄰,別夫婦,教子孫”,也是直接取用的儒家倫理。《關帝忠孝忠義經》借關帝之口稱其為經緣由:“視我赤心,聽我微言,為子盡孝,為臣盡忠,父慈母愛,兄弟友恭,夫婦倡隨,朋友信義,鄉(xiāng)鄰婢仆,真誠和氣。”[14]作為儒家倫理的核心,忠孝在道教善書中得到了特別的張揚!蛾P圣帝君覺世真經》開篇即明確稱:“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jié)義等事,方于人道無虧,可立身于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jié)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倍段牡坌⒔洝啡菍π⒌膭窕洹对颉纷u之是“集眾孝之大成,而創(chuàng)千古之子則”。此外,如《忠誥》[15]、《孝誥》[16]等,都是專講忠孝的道教善書。
佛教倫理以十善惡業(yè)為其基礎。所謂十善惡業(yè),《四十二章經》稱:“眾生以十事為善,亦以十事為惡——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十善惡業(yè)從身、口、意三方面對人的`行、言、思給出了一個基本的道德判斷:凡殺、盜、淫、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嫉、恚、癡則為惡,而不殺、不盜、不淫、不兩舌、不惡口、不妄言、不綺語、不嫉、不恚、不癡則為善。其中,意三業(yè)也有表述為貪、瞋、癡(邪見)者,內涵實無多大差別,無外乎是將“嫉”之一業(yè)歸入“瞋”(即“!保┲,而將“貪”之一業(yè)從“癡”中分出。十善惡業(yè)只是一個很粗的倫理綱要,故在佛經的具體闡釋中常常更被細化。而這之中,身、口六業(yè)較為外顯而易為人把握,意三業(yè)著落于欲、情、智上,把握較難,常被分疏擴充極細[17]!短细袘匪^“吉人語善、視善、行善”、“兇人語惡、視惡、行惡”之區(qū)分,即顯然是受到了佛教倫理的影響。其“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讒上希旨”、“念怨不休”、“以直為曲,以曲為直”、“怨人有失,毀人成功”、“縱暴殺傷”、“破人之家、取其財寶”、“見他榮貴,愿他流貶,見他富有,愿他破散”、“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貪婪無厭”、“嗜酒悖亂”、“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亦多化自佛教的十善惡業(yè)!段牟劬庲s文》之“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等,《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戒殺放生”、“惡念不存”、“淫人妻女”、“壞人名節(jié)”、“妒人技能”、“唆人爭訟”、“宰殺牛犬”、“奸盜邪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等,也均應是從佛教十善惡業(yè)中化來。在《文昌帝君蕉窗圣訓》中,其“戒淫行”、“戒意惡”、“戒口過”直接即是取自佛教的十善惡業(yè)。其“戒意惡”要人“勿藏險心,勿動妄念,勿記讎不釋,勿見利而謀,勿見才而嫉”,其“戒口過”要人“勿談閨閫,勿訐陰私,勿揚人短,勿設雌黃,勿造歌謠,勿毀圣賢”,皆不難在佛經關于十善惡業(yè)的細化中看到!段牡垩铀媒洝分诵恼f教為“十戒”:即戒宰殺、戒竊盜、戒酷取、戒淫污、戒口舌、戒巧詐、戒忍親、戒棄子、戒焚焰、戒暴性。除酷取、忍親、棄子、焚焰不敢強言取自佛教倫理,其他大多沒有問題。傳為孚佑上帝所示的《十戒功過格》,一戒殺、二戒盜、三戒淫、四戒惡口、五戒兩舌、六戒綺語、七戒妄語、八戒貪、九戒瞋、十戒癡,每一條目下再立細目若干,分述功過。但很明顯,無論是其大條還是細目,皆為佛教十善惡業(yè)及其細化的直接吸納。同樣,傳為孚佑上帝所示的《警世功過格》,以意、語、行作為區(qū)分,分別列出意善56則、語善39則、行善72則、意惡59則、語惡57則、行惡121則,也是對佛教十善惡業(yè)的直接吸納。凡此種種,均見佛教倫理在道教善書的倫理構成中占有重要位置。
道教善書中有一些屬于生態(tài)倫理的內容,如《太上感應篇》之“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射飛逐走,發(fā)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用藥殺樹”、“春月燎獵”、“無故殺龜打蛇”等,《文昌帝君陰騭文》之“禁火莫燒山林”、“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等,以及《太微仙君功過格》之愛憐禽獸六畜、蟲蟻飛蛾等條目,這些則應是取自道教倫理。因受道家學說的影響,“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觀念一直在道教倫理中占有突出位置。在此觀念中,人并沒有特別的權力,與天地萬物共生共處,至于相互轉化。與佛教戒殺的倫理相得益彰,此一道教倫理在善書中幾乎被申發(fā)到了極致。《十戒功過格》“戒殺”中,天地生靈被區(qū)分得非常細微,殺過也因之被標舉得極細。而在一篇名為《關圣帝君勸人戒殺放生多立壽誕廣生諭文》的善書中,保護生靈竟致是其唯一的內容[19]。除此而外,道教善書中敬畏神靈的部分也多取自道教倫理。如《太上感應篇》之“怨天尤人,呵風罵雨”、“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左道惑眾”、“輕慢先靈”、“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灶吟詠及哭,又以灶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jié)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對北惡罵”等,《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恨天怨地,罵風呵雨,謗圣毀賢,滅像欺神”、“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詭說升天,斂物行淫”、“白日詛咒”等,《太微仙君功過格》之“以言指斥毀天尊圣像”、“每遇齋日及諸節(jié)令吉辰故不朝真”以及書章念誦錯誤等,應該都是道教倫理的厚贈。道教為一多神宗教,相信宇宙萬物遍布神靈,故其宗教倫理要求人們時時恭敬、事事虔誠。
不僅僅是圓融三教倫理,道教善書所開啟的倫理系統(tǒng)還是一個多維倫理系統(tǒng)。所謂“多維倫理”,是指此一倫理系統(tǒng)具有極大的倫理包容性。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這套系統(tǒng)包括了家庭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與宗教倫理4個部分[20]。其實不止,如我們上面所揭示的,生態(tài)倫理也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外,如《太上感應篇》之“推多取少”、“減人自益,以惡易好”、“耗人貨財”、“敗人苗稼”、“茍富而驕,茍免無恥”、“無故剪裁”、“散棄五谷”、“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負他貨財,愿他身死”、“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致富”、“逸樂過節(jié)”、“貪冒于財”、“假借不還,分外營求”、“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偽雜真,采取奸利”等,《文昌帝君陰騭文》之“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等,《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之“重粟惜!、“斗稱公平”、“損人利己,肥家潤身”、“好尚奢詐,不重勤儉,輕棄五谷”、“大斗小稱”等,即均屬于經濟倫理的范疇!段牡垩铀媒洝贰敖淇崛 、“戒巧詐”通過幾個具體事例,要人們勿強民倍課、巧取豪奪,所卷入的還是經濟倫理!段牡劬冉俳洝贰叭沼谜隆庇浻幸粋由富轉貧的故事:“杭州王用先家貲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稱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逼鋭窕闹赶蛞嘣诮洕顒又!短⑾删^格》“救濟門”稱:“以符法針藥救重疾一人,為十功;小疾一人,為五功;如受病家賄賂,則無功。治邪一同。凡行治一度,為一功。施藥一服,為一功!逼洹安蝗书T”復稱:“凡有重疾告治不為拯救者,一人為二過;小疾一人,為一過。治不如法,為一過。不愈,而受賄百錢,為一過;貫錢,為十過!薄靶藓隙舅幱τ谌,為十過;害人性命,為百過;害人不死而病,為五十過!薄妒涔^格》“戒殺”稱:“醫(yī)術不精,寒熱誤施,攻補錯用,致傷人命者,亦曰誤殺,一人為五十過。若貪其利而故為行險者,為百過。與人爭名而故為行險者,亦為百過。若他人調治不錯,故說其錯,妄為翻案,致誤人者,貪名貪利,二俱有之,為二百過!薄熬卺t(yī)術,救一危癥,作五十功;重癥,作二十功;大癥,作十功;輕癥,作五功;小癥,作二功;極小極輕癥,亦作一功。惟受謝者,非功;或浮于所謝,仍可補記!边@些則又屬于醫(yī)學倫理的范疇了?傊,以其廣泛的融攝,道教善書所開示的倫理系統(tǒng)幾乎指向了世俗生活、世俗職業(yè)的方方面面,卷入了法律與道德監(jiān)管的雙重意義。
唐宋之際社會轉型對新型倫理產生的吁求,下面將有專說。無論怎樣,道教善書所開示的倫理系統(tǒng),作為一種極具融攝性、多維性的結果,的確是順應了此一時代吁求。宋代以降,道教善書普遍被人們視為道德行為的規(guī)范。在明清時期的許多《家訓》、《通書》中,我們可以較為容易地看到道教善書的基本內容。明清以后,道教善書的許多詞句成為日常生活的術語、格言。直至于近,這些道教善書仍然極具活力,翻刻注釋不斷。凡此種種,無不說明其基本理念的深入社會與人心。是故美國學者包筠雅認為:“最好還是認為它們是被普遍接受的‘中國人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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