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建國/文
田漢早期的劇作局限在婚戀的圈子里,充滿著感傷、浪漫和惟美的情調。20年代末期,他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風格都出現(xiàn)了“轉向”。他的“轉向”過程,也可以說是他婚姻調整的歷程,既有失落的困惑,又有獲得的喜悅。
1919年,在日本留學的田漢,回家探親,得知舅媽正準備把他愛戀很久的表妹易漱瑜嫁人。倆人就一起到上海請易的父親做主。不久,易的父親資助他倆去日本。
在日本期間,田漢寫下許多情詩,抒發(fā)了對“靈肉調和”的愛情的向往與追求。同時,田漢又結識了易漱瑜的兩個女友,和這三個女性在一起時,田漢談論的最多的是他正在醞釀的劇本《梵峨嶙與薔薇》。在三位女性的激勵下,田漢終于在1920年完成了這個劇本的創(chuàng)作。
1920年底,田漢與易漱瑜在日本正式結合。他們相愛至深,使田漢的話劇創(chuàng)作進入了豐收期,如《鄉(xiāng)愁》和《咖啡店之一夜》等。
1922年,田漢與易漱瑜一起回到上海,創(chuàng)辦了《南國》半月刊,宣稱“欲在沉悶的中國新文壇鼓動一種清新芳烈的藝術空氣”。夫妻兩個辛勤耕耘,確實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新的氣息。這就是1924年刊登在《南國》上的獨幕劇《獲虎之夜》,劇本成功地描寫了一對向往自由幸福的青年男女形象。此劇不僅是田漢早期劇作的代表作,也是現(xiàn)代文學第一個十年話劇創(chuàng)作的一部杰作。
正當田漢在創(chuàng)作中大顯身手的時候,妻子卻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易漱瑜去世前,曾讓田漢與她的好友黃大琳重新組建家庭。1927年田黃在上海結了婚;楹蟀l(fā)現(xiàn)彼此在性情、知識上相差甚遠,對生活的追求也不一致。這使田漢感到異常的煩惱和痛苦,田漢正是帶著這樣的心境創(chuàng)作了《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這是田漢因婚戀而產生的特有的思想、情緒和心境的體現(xiàn)。
田漢在沒有與黃大琳離異之前,另一個女性林維中便走進了田漢的生活。1925年,林維中在新加坡看到《醒獅周報南國特刊》上田漢的散文《從悲哀國里來》,為田漢對亡妻的悼念之情所感動,于是,與田漢有了通信來往。但林維中雖然羨慕田漢的才情志向,卻對田漢的文學事業(yè)并不理解,無法成為田漢志同道合的伙伴。田漢再一次對自己的婚姻產生了動搖。這種動搖還主要來自于他和林維中結合之前結識的一位浪漫、熱情而又豪爽的“紅色女郎”安娥。
安娥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過工人運動,1927年赴蘇聯(lián)學習,1929年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他們不僅思想上有共同語言,事業(yè)上也有共同志向。于是,兩人很快熱烈相愛而同居。1930年,林維中突然從南洋回來,安娥只好和田漢痛苦分離。
田漢雖與安娥分手,但安娥對他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影響巨大。20年代末,田漢的戲劇題材開始向社會問題傾斜,不論是創(chuàng)作思想還是表現(xiàn)手法都逐漸向左翼文學靠攏,突出了戲劇創(chuàng)作的革命性。
田漢的“轉向”與安娥的影響也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她是以革命作家的身份,帶著爭取田漢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目的來結識田漢的。當時安娥剛從蘇聯(lián)學習歸來,給田漢帶來了蘇聯(lián)革命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藝術理論的觀念,使田漢在創(chuàng)作的題材上迅速拓展視野,創(chuàng)作方法也轉移到現(xiàn)實主義上來。
1937年冬天,田漢在赴南京的輪船上,意外地遇上了安娥。于是,兩人又走到了一起。從此,田漢在安娥《漁光曲》的感召下,經過30年代革命文學運動和抗日烽火的考驗,于1947年,終于寫出了他“轉向”以后最成功的一部力作《麗人行》。
《麗人行》反映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三個不同階層女性所經歷的曲折生活道路,其中李新群的形象,隱含著安娥的身影。李新群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創(chuàng)辦學校,印傳單,面對特務的搜查,她機智勇敢,沉著冷靜,表現(xiàn)了對黨的事業(yè)的忠誠。此劇演出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來源:《新文學史料》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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