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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向左走,向右走--從蘭亭詩序看魏晉名士的價值取向a href=http://ruiwen.com/friend/list.php(教師中心專稿)/a

        發(fā)布時間:2016-2-25 編輯:互聯(lián)網(wǎng) 手機版

        李云飛 河北內(nèi)丘中學

        一直以來,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被冠之為名篇而流傳千古的原因有二:一是這篇詩序的書法價值,古人以“天機流布,挺然秀出” 而名之曰天下第一行書;二是從內(nèi)容來看,作者借詩序而申其志,批判了當時魏晉士大夫階層中崇尚虛無的思想傾向,使得全篇在立意上非同凡響。對于前者,筆者認為毋庸置疑,自不當論,而對于后者,筆者認為,倒頗有值得玩味之處。

        一般說來,持批判說觀點者,理由有二:“死生亦大矣”包含儒家重生死的進取精神;“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是其對道家虛無主義劃清了界限。然而,我們實在不能斷章取義來看待這兩句話。首先,“死生亦大矣”前文是“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后者只是這個觀點的論據(jù),由后文“豈不痛哉”可以看出,作者旨在對時光飛逝人生苦短而傷嗟!八郎啻笠印彪m為仲尼之語,卻出于《莊子.德充符》,后文是“而不得與之變”,其大意是:道是萬物的主宰,他不會隨外物(包括生死)而變化。這種感懷則恰恰說明魏晉士人們深受老莊哲學的影響。正因如此,他們對自然、人生、藝術(shù)、的態(tài)度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形而上的追求。他們往往傾向于突破有限的物象追求一種玄遠、玄妙的境界,是為了感受和領悟宇宙、歷史、人生的本體和生命------道。

        其次,王在最后一節(jié)蕩開一筆,兀然提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這一論點,此是對道家“齊生死”的否定,這自不消說,然而以此斷定他批判了當時士大夫崇尚虛無的價值取向,似為不妥。這句論斷前有二字“固知”,不可忽略。“固”這里是“本來、當然”之意,這句話若補充完整,大意應是“本來我們都知道,把生死等同是荒誕的,將壽命長短看成一樣是無稽的”,(故這種認識,恐怕并非王羲之個人獨見,眾人皆都明白。)然而作為一介書生的我們又當如何呢?古人說“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我們也只能記下此時所感所想,也算是立言吧!肮输浧渌觥-----這也許是序言的真正意圖,而這種臨文嗟嘆之詞,若說批判了士大夫的價值取向,不過是人為的拔高。

        再次,從教材后新補的王羲之五言《蘭亭詩》兩章的思想表述來看,詩人的主張是“即順理自泰”“未若任所遇”(其一)即順應時勢趨利避害,適時處順隨遇而安,逍遙自得心境空明;“萬殊莫不均”“適我無非新”(其二)即萬物雖千差萬別,但都自然而然,萬物均齊,在“道”的面前他們是齊同的、平等的,人應融入忘我的無差別境界之中。這與序言的思想核心不又格格不入嗎?

        詩序合觀,我們不禁看到了王羲之表現(xiàn)出的思想的矛盾和困惑。詩作力推莊子,主張“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序作則大膽貶斥莊子“妄誕”“虛作”,詩之平和沖淡又與序之慷慨激越對照鮮明。這反映出詩人的內(nèi)心沖突之尖銳:既要以老莊思想超凡脫俗,又覺得老莊思想虛妄不實;雖明知老莊思想虛妄不實,仍然要借助老莊思想推理散憂。向左走,向右走?王羲之欲超脫而不能,欲入世而不屑,深陷其矛盾中,“豈不痛哉”!

        魏晉是一個觀念體系正處于崩潰與重建的時代,士人自覺意識的蘇醒,對個體生命的珍視和對個性精神的高揚,都極強勁地撼動了漢代以來的儒學倫理道德為準的價值觀。由于個體生命的長期壓抑,甚至帶有很強的矯枉過正的味道。但是,新的觀念雖在士人中流行而波及社會,卻并未得到執(zhí)政者的認可和支持,并不能取代維系百年的儒家價值觀念傳統(tǒng),他們信奉老莊“自然”之學,向往逍遙之境,但還不能放棄傳統(tǒng)的士人功業(yè)思想,在新舊觀念沖突之中,士人的心態(tài)矛盾而痛苦,他們對生活對生命倍加珍惜,也倍加哀傷。濃厚的傷感使魏晉士人對心靈的苦難十分敏感。

        兩晉士人的這種觀念,一方面固然與老莊玄學盛行分不開。而魏晉玄學崇尚的“三玄”:《老子》《莊子》《周易》,本來就儒道混雜,就帶有在功名社會與個體自由之間尋找某種契合的意圖。漢以來從來鼓吹的就是積極入世,而莊子要取消行動。以齊物我、一生死、泯是非、忘利害來達到個體的自由,魏晉士人做不到,(實際上,任何社會的人都不可能真正做到)魏晉士人無不作隱居山林之想?yún)s人人都在仕進之途上奔忙或奔忙過。玄學關(guān)于“名教”與“自然”的關(guān)系的討論由對立而走向合一反映了西晉后儒道調(diào)和的發(fā)展趨向。魏晉士人向往莊子的自由之境,又無法忘懷功名的社會價值,他們所生活的士族社會也不允許任何妨害政治秩序的個人行為。個體與社會的齟齬使名士們的政治性格與其文化性格相分裂,他們對個性自由的追求主要表現(xiàn)在個人的行為方式上對禮教做反抗。儒學的政治倫理價值體系即使在名士們也是承認和維護的。魏晉士人以崇尚個性的標準、狷介直行的品質(zhì)、任情率性的狂放捕捉到了儒家與道家相融而又向背的文化性格,在一種身心兩忘、融情自然的境地中去體會一段痛苦哀怨而又憤怨迸發(fā)的感情。那份淋漓暢快,那種悲傷空悵,才是真正名士的感覺。

        綜上所述,以王羲之為代表的蘭亭名士們追求個性的自由,走的也許不是莊子指的否定一切的道路,而是風神的滋養(yǎng)、性情的自適。他們既有忠貞的政治品格,又有任性率直的行為。蘭亭名士們依其所需而各有所取,構(gòu)成這種矛盾而復雜的情感內(nèi)涵,而且將之融匯入標尚個性自由的名士風度,構(gòu)成士人傳統(tǒng)中重性情、多憂郁的那部分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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