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詩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與李白同為唐代詩壇上的兩個巨人。唐代是中國農業(yè)文明發(fā)展的頂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頂。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分界線。因而也是中華農業(yè)文明由盛轉衰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把這兩個巨人分隔在山頂的兩側: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側,頭是仰著的,看到的是無盡的藍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鷹,因而心胸開闊,歌聲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側,頭是低著的,看到的是小徑的崎嶇、深溝的陰暗,因而憂心忡忡,歌聲凄苦。李白是盛唐氣象的標志,盛唐過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無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從忠君愛國的立場出發(fā),痛斥禍亂,關心人民,因而隨著封建秩序的日益強化,他成了后代詩人學習的楷模,成了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詩人。
【由于影響大,保存下來的有關他的古跡也就特別多。他出生在河南鞏縣,在這里度過青少年時期,于是,這里有杜甫的故里紀念館。三十五歲左右他到過長安謀求官職,曾“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而一無所獲,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幾年,陜西長安縣于是有紀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亂中,他逃往四川避難,路過甘肅成縣時,曾停留一段時間,于是這里也有一座紀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將近四年,這里紀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規(guī)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歲時他離開四川,經湖北轉入湖南,兩年后死在這里,于是湖南平江縣這里有紀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詩名并不大,根本無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時韋觳編選的《才調集》,選唐詩一千首,里面連杜甫的名字都沒有。可見在當時,杜甫還談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開始強化的宋代,他才變得詩名赫赫,到明、清時期,他才被尊為詩圣。杜甫死后大約半個世紀,中唐詩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保霸娙艘褋,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寫“大或千言,次有數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寫不出來(《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于是元稹認為,李白雖然也會寫詩,但根本無法和杜甫相比。元稹這篇文章,在唐代并沒有起多少作用。同時代的韓愈就認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堅決反對抬高杜甫,貶低李白。其實,韓愈不明白,元稹這樣驚世駭俗,真實的用意是要用他和[為]白居易新題樂府詩擴大影響。要達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辦法,又莫過于編造歷史,說他生前就與李白平起平坐,而實際是李白根本無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陽,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現(xiàn)在說杜甫遠遠地超過他,還不使人大吃一驚?這個石破天驚的論斷,首先為歷史學家所接受,《舊唐書》把元稹這些話全文寫進《杜甫傳》,《新唐書》也以此為基調。由于這一誤導,加上從宋朝起杜甫的詩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為他活著的時候就與李白并駕齊驅了。
杜甫雖然只能算中唐詩人,他一生五十九歲,將近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盛唐度過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時代,他又和李白、高適和岑參這樣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沒有染上幾分狂氣。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
睜大眼睛看鳥往泰山上飛,看著看著,覺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蕩,使人有一種飄然高舉的感覺。于是決心要攀上山頂,去感受居高臨下欣賞風景的快慰。看見一匹駿馬,他立刻想到“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騎到馬上去馳騁,建立轟轟烈烈的功業(yè)。早年的這些詩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氣度,表明他內心充溢著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盡管他的總體詩風與盛唐不大相同,但與大歷時期的詩人也并不同調,沒有那種走投無路的失落感和嘆老嗟卑的衰颯氣象。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始終保持著正視現(xiàn)實的熱情和突入時代的勇氣。
杜甫始終自以為是儒家的信徒!叭骞诙嗾`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乾坤一腐儒”(《江漢》),反復這樣強調。儒家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則更進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了,他還大聲呵斥“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諸將》),還在為皇帝擔憂。儒生時代是充滿使命感和責任感的,時時都充滿憂患意識,杜甫就是這樣立身處世的,一輩子都被這種憂患意識驅趕得處于緊張狀態(tài)。他年輕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這一點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從來不強調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劉備請諸葛亮那樣賞識他,經他三言兩語一點撥就天下太平,就尊他為卿相。而他又特別講究功成身退,像戰(zhàn)國時期的魯仲連一樣,為人排憂解難而不要報酬。杜甫固然也夠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為朝廷效力。
安史之亂爆發(fā)時,杜甫已四十四歲。隨后在逃難中,他被叛軍捉住帶到已經淪陷的長安,看著京城的殘破,痛心疾首,寫下了他的名篇: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
由于官小詩名也小,安祿山的部下沒有關押他,他就乘機逃出長安,到了鳳翔找到了自作主張登上皇位的唐肅宗。肅宗為了獎賞他的忠心,封他為左拾遺。后世稱他為杜拾遺,就是這么來的。他不懂官場的厲害,只知道知無不言,結果上任不久就貶了官。由于俸祿太少,又當戰(zhàn)亂,他干脆棄官,從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難。也許真的詩是窮而后工吧,時代用冷酷的目光選中了杜甫,讓他受盡種種磨難,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樣的濃黑的悲哀,來記錄盛唐這個偉大的時代如何走向沒落。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備受后人賞愛,可是又有誰知道,那每一個字都是他眼中的淚,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無可奈何的慘叫!
后來,他繞道甘肅成縣進入四川,一路上他聲酸詞苦地唱著: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fā)垂過耳。歲食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他一路這樣吟唱著,終于來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資助下,他建成了這個草堂!暗泄嗜斯┑撁,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臉上終于閃起了一絲微笑。他被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后世也稱他為杜工部。他心情輕快地唱著“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長,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還在四川流落了幾年,才終于由湖北轉入湖南。路過岳陽樓時,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淚流。(《登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整個江南地區(qū)被洞庭湖分割在東南兩側,無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著。這時杜甫已經五十七歲,離去世只有兩年了。要不是有文獻資料為證,誰敢相信如此氣魄雄渾的詩句,竟是個多病的老人寫下的。
公元八世紀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歲時,終因貧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條小船上。一個對中國詩歌有過重大影響的詩人,就這樣凄涼地消失了。沒有人為他送葬,沒有人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遠鳴奏著他詩中訴不盡的悲憤。
千秋詩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愛國,而忠君愛國,就要關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愛國是真心實意的。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聲明再怎么窮途潦倒,也要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陽一樣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實實,就是這么實踐的。
《兵車行》是給杜甫后期詩作定基調的作品。唐玄宗天寶年間,即八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維持著表面繁榮的唐王朝,已經危機四伏,統(tǒng)治者都視若無睹,還在對吐蕃進行戰(zhàn)爭。這首詩就是寫對西北邊境用兵給老百姓帶來的痛苦。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
塵土飛揚,哭聲震天,“爺娘妻子走相送”,壯丁被征發(fā)到西北邊境去送死,這是多么驚心動魄的慘景!詩人還用鏡頭切換的手法,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與“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疊映[印]在一起,用強烈的對比來加強刺激效果。
在小農社會里,從來都重男輕女,詩人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兒子是養(yǎng)老送終的依靠,現(xiàn)在都戰(zhàn)死了,自然還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處總算還有個可指望的。對農民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悲慘的呢?
在安史之亂和以后的幾年混戰(zhàn)中,杜甫描繪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無望求死無門的悲慘圖像,使后世能如見如聞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樣在水深火熱中翻滾,怎樣命賤得跟螞蟻一樣默無聲息地載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寫詩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當夫子。結果“老翁逾墻走”,總算逃脫了,剩下老婦人硬著頭皮出來應付。老婦人說,她三個兒子都當兵去了: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zhàn)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三個在前線打仗的兒子戰(zhàn)死了兩個,家里只剩下老兩口,一個沒一條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來見人的兒媳和一個吃奶的孫子。一家人活到了這份兒上,已經是夠悲慘的了,可是來捉人的公差還不依不饒,非要帶人去交差不可。萬般無奈,逼得老婦人只好跟著走,到前線去給軍隊做飯。于是這一家人經歷了一次生離死別。在被戰(zhàn)爭剿滅了溫情的歲月里,一切無法躲避的災禍,就都會氣勢洶洶地降臨到弱者的頭上。清代詩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生離死別灑下同情的淚水時,杜甫卻看到了石壕村里這對老夫妻的生離死別。他們不善于吐露無法承受的悲哀,只會默默地哭泣。因為他們是弱者。
如今成都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氣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這里時,只是一棟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鞍嗽虑锔唢L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這是他五十歲那年,一場大風把他的茅屋掀了頂,于是“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失眠中他卻想到了: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土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詩人總是這樣推己及人,使自己從來都被苦難壓扁的目光撐出一片樹蔭[陰],苦苦地去為別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無路了,杜甫還在《又呈吳朗[郎]》中寫道: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這個無食無兒的婦人,到杜甫門前來打棗充饑,只是一個秋天的事,詩人竟把她記住了。第二年,詩人把這所房子借給一個吳姓親戚。還特意寫這首詩叮囑說:“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要不是窮得沒辦法,這婦人何至于稀罕這幾個棗子?正因為她心懷恐懼,因此來打棗時一定要盡可能對她和藹一些。你插上籬笆防止她來打棗,這豈不是算得太精細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里,誰不是連骨頭都被榨干了!還是多想想在苦難中掙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愛心吧!這首詩幾乎談不上什么技巧,純粹是一片真情。詩人用如此廣大的心胸去關懷最底層的窮人時,他自己也正是一個無告的窮人。三年后他窮死在湘江上的一條船里。
宋代大詩人蘇軾說,杜甫所以是詩人之首,就因為杜甫的確有濃厚的忠君愛國思想,這是符合封建社會的發(fā)展趨勢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學他;另一方面,杜詩又特別經得起琢磨,也使后人樂于去學他。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這使他對詩歌有一種特殊的興趣。他告訴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簡直把詩當成傳家的祖業(yè)。寫詩對杜甫來說,完全是一種生命的轉移和儲存方式,是使自己從苦難和卑微中跳出來的手段。他聲言“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說明他寫詩是反復推敲,反復錘煉的;由于駕御語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細琢,特別耐人尋味。尤其是他的律詩,幾乎每一個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還能用別的什么字來代替。比如: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抒懷》)
詩中的“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別形象,特別有動勢!捌揭伴煛,天就顯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離;反過來,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覺,又會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廣闊的印象。散亂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著江水前進,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這兩個字本來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處,這就使這兩句詩一下變活了,有了更多的層次。杜甫這種駕御語言的本領,使后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境界雄闊,音調響亮。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
后人認為這是唐詩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盡長江滾滾來”,抽出去單看也很有些李白 “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氣勢,但前面有“無邊落木蕭蕭下”,有一種蕭殺的氣象,是長江之水流得很艱難,就與李詩的意趣大不相同了。這首詩就像流過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寬廣,看似平緩卻有一股不可抵擋的沖力。
最為難得的是,杜甫捧走時代的血淚,反復提煉,用沉重的筆觸寫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世界上只要還有不合理的貧富對立,這兩句用紅寶石拼成的詩句,就將永遠使人警聳。
曹時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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