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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康有為《蝶戀花·記得珠簾初卷處》賞析

        時間:2020-10-16 14:46:02 蝶戀花 我要投稿

        康有為《蝶戀花·記得珠簾初卷處》賞析

          《蝶戀花·記得珠簾初卷處》這首詞錢仲聯(lián)《近百年詞壇點將錄》以為是寫戊戌變法后維新黨人的命運,而梁令嫻《藝蘅館詞選》認為是長素少年綺作。

          蝶戀花·記得珠簾初卷處

          記得珠簾初卷處,人倚闌干,被酒剛微醉。翠葉飄零秋自語,曉風吹墮橫塘路。

          詞客看花心意苦,墜粉零香,果是誰相誤。三十六陂飛細雨,明朝顏色難如故。

          注釋

         、俦痪疲褐芯疲砭。微醉:“醉”字出韻,乃梁鼎芬原唱之故。

          ②翠葉:指荷葉。

          ③橫塘:地名,在蘇州,此泛指荷塘。

          ④零香:零落的花瓣。

         、萑椋簶O言水塘之多。姜夔《念奴嬌》詞:“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shù)。”

          簡析

          這首詞錢仲聯(lián)《近百年詞壇點將錄》以為是寫戊戌變法后維新黨人的命運,而梁令嫻《藝蘅館詞選》認為是長素少年綺作。

          實則二說并誤。此詞作于光緒十一年(1885),為和梁鼎芬《題荷花畫幅》之作。梁原詞云:“又是闌干惆悵處,酒醉初醒,醒后還重醉。此意問花嬌不語,日斜腸斷橫塘路。多感詞人心太苦。儂自摧殘,豈被西風誤。昨夜月明今夜雨,浮生那得長如故。”是年梁鼎芬以疏劾李鴻章,被降五級調(diào)用。當年冬日,康有為在廣州與梁見面,寫下這首詞以見寬慰。此詞感物華之荏苒,嘆韶光之不再,具見同情,而辭采華麗,情思細膩,天然動人。

          作者介紹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h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xiāng)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后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lián)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后,作為;庶h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勛發(fā)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涤袨橥砟晔冀K宣稱忠于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島?涤袨樽鳛橥砬迳鐣幕钴S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xiàn)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后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

          生平

          早年求學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為生于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xiāng)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贊修,官至連州訓導;其父康達初,官任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康國器,護理廣西巡撫,曾經(jīng)參加過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涤袨樯倌陼r期師從康贊修、朱次琦,他們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jù),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后,便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康有為五歲能誦唐詩數(shù)百首。六歲時跟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jīng)》,康有為十一歲時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tǒng)教育,攻讀經(jīng)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yè),而慷慨有遠志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康有為再應童子試不售,就致力于科舉考試和八股文。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光緒二年(1876年),他應鄉(xiāng)試不售,跟從朱次琦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jié),變化氣質(zhì),檢攝威儀;五學是經(jīng)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jīng)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于孔子”?涤袨槭芷溆绊,“以圣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于是“議論宏起”。光緒四年(1878年),繼續(xù)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jīng)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于群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yǎng)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圣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國家的危亡,現(xiàn)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tǒng)的文化學術發(fā)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讀書,讀了不少經(jīng)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為大開眼界。以后續(xù)繼閱讀《海國圖志》、《瀛環(huán)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zhuǎn)為西學的重要開端。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jīng)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jīng)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康有為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從此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長興講學

          光緒九年(1883年),“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創(chuàng)《不裹足會草例》,規(guī)定入會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經(jīng)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給予表彰。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兩廣受到法國侵擾?涤袨“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shù)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為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xiāng)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當年九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

          光緒十七年(1891年),康有為徇陳千秋、梁啟超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nèi)容主要是“中國數(shù)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大發(fā)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并為變法運動創(chuàng)造理論。先后寫了《新學偽經(jīng)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經(jīng)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后一部書把本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chǎn)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gòu)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次年,康有為將講堂移至廣州衛(wèi)邊街鄺氏祠。

          光緒十九年(1893年),仍講學于衛(wèi)邊街。同年冬,遷草堂于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康有為已有一百多個學生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jīng)多次修補,后來定名為《大同書》發(fā)表!洞笸瑫访枥L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chǎn)、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后,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同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又一次慘敗。

          醞釀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涤袨槌萌刖⿷嚨臋C會,聯(lián)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lián)名請愿,發(fā)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著重在富國、養(yǎng)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戶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筑鐵路,收我利權;三、制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并發(fā)展、保護民營工業(yè);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yǎng)民之法有四:一、務農(nóng);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圣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fā),康有為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yǎng)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接著,他又上《第四書》,再次吁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康有為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于同志”,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開會不可”。于是先辦《萬國公報》,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創(chuàng)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啟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銳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為改良派與帝黨相結(jié)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后改為《中外紀聞》,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后每加附注,論說不多。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這樣,“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康有為在北京發(fā)起籌組強學會后,于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說張之洞,在南北之匯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fā)現(xiàn)的《日本變政考》。據(jù)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借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著密切關系。”次年一月,光緒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四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戊戌干將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為的幕后主持下,光緒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為迭上奏折,對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制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淫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yè),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shù)陌l(fā)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yǎng)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啟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斗爭異常尖銳,例如廢八股疏上,后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為如仇敵,說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還有人嚴參康有為,說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jié)言官,把持國是”。康有為和御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后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只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后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后發(fā)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并明諭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為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戊戌政變發(fā)生。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于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后,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于八月初五(9月20日)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jié)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lián)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tài)嚴重,才當機立斷發(fā)動政變,重新訓政,結(jié)束了戊戌變法。

          逃亡海外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jīng)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fā)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并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yè)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接著,康有為發(fā)出《奉詔求救文》,首數(shù)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圣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并“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yǎng)毅予以支持;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wèi)篤麿,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這時,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涤袨楸硎咀约悍钣“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系,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么結(jié)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復辯論至三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yè)”?荡鹪唬“今上圣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準康有為留日。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為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溫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說:“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fā)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nèi)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xiàn)。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chuàng)設;蕰,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為主”,準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后、榮祿、剛毅一伙頑固勢力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lián)系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lián)系起來,“救圣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下令,嚴命李鴻章將康有為、梁啟超在廣東本籍的祖上墳墓盡皆鏟平,以儆兇邪。清廷又命閩、浙、廣東督撫懸賞10萬兩,緝拿康有為、梁啟超,呈驗尸身,亦一體給賞。如愿得官階,亦必予破格之賞。如有購閱所發(fā)報章者,嚴拿懲辦,并將所著各書嚴查銷毀。[23-24] 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說是光緒帝復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醞釀“討賊勤王”。結(jié)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反對民主

          義和團運動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統(tǒng)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fā)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于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于光緒皇帝一人”,處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shù)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革命形勢的發(fā)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fā)出《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啟超等“搖于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復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涤袨橐詾楦锩粤⑹“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茍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蕰,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表示死守此義,;什蛔。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jù)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應該進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chuàng)造偽經(jīng)”,晉代以后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jù)亂之法以治天下”。據(jù)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并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發(fā)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著,孫中山發(fā)表《敬告同鄉(xiāng)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jié)M而興漢;;收撸驹诜鰸M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劃清革命與;实慕缦。而康有為則漫游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年),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力主立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康有為自加拿大南游美國。同年秋,康有為赴歐洲,不久回到美國,撰《物質(zhì)救國論》,以為中國之病弱,在于不知講物質(zhì)之學。同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頒布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游的康有為大喜過望,九月四日,發(fā)出《布告百七十余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蕰臑閲駪椪䲡摹,準備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布舊;蕰“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宣稱“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希望重溫立憲之夢。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十日,;庶h人在紐約召開大會,康有為自歐洲趕來,正式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鑒于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于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并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本義,凡本會會眾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nèi)亂而啟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帝國憲政會成立后,康有為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啟超等人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nèi)立憲分子聯(lián)系,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愿書,請求召開國會并且制定國家憲法。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于下月頒布《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稇椃ù缶V》頒布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涤袨橛终f帝國憲政會“本以;蕿槭,忠義昭著”,“應發(fā)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后也卒,康有為的宣傳已經(jīng)時過境遷,于是宣稱光緒帝之死是由袁世凱下毒所致,于是簽名上書監(jiān)國公,請求殺賊以報光緒帝之仇。

          宣統(tǒng)二年(1910年),康有為用帝國憲政會的名義草書請求召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tǒng)三年開國會”。這時,;蕰c國內(nèi)的國會請愿會聯(lián)系頻繁,擬于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tǒng)一黨,向清政府民政部申請注冊,說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清廷嚴制國會請愿。四月,清廷組織皇族內(nèi)閣,康有為對奕劻并不信任,一些;蕰䥺T在海外制造輿論,散布揭貼,說是“今舉中國之敗壞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阻撓立憲,阻撓國會,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開國會,則為舉國公敵,為賣國大賊”。五月,康有為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須磨。八月,武昌起義爆發(fā)?涤袨槁牭较⒅螅瑧n心如焚,仍持“革黨必無成”之說,想“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還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說:“人知革之無成,士大夫皆思吾黨而歸心”,“他日國會開時,吾黨終為一大政黨,革黨亦自知無人才,不能為治也”。

          尊孔;

          辛亥革命后,康有為于民國二年(1913年)以母喪歸。在國外15年,至此歸國。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為袁世凱政權的點綴?涤袨闆]有答應,這是為了記住袁世凱出賣戊戌變法的舊恨,反對袁世凱乘著革命危機逼垮了清朝。葬母完成之后,他又移居上海,辦《不忍》雜志,主張“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說是“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為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戊戌變法前的孔子,在康有為的心目中是“維新”的孔子;這時的孔子,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了。

          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康有為電請袁世凱退位。六月,袁世凱逝世,康有為電大總統(tǒng)黎元洪,希望早日召開正式的國會,又請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占”。

          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fā)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涤袨樵馔ň,潛逃上海,此后又長期隱居茅山。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康有為發(fā)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首謂“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賣國,以自刈其人民,斷絕其國命久矣”。繼稱“幸今學生發(fā)揚義憤,奉行天討,以正曹汝霖、陸宗輿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

          晚年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游園”。后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并擬好大學章程,后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yōu)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康有為電北京當局,說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游各地后返滬,辦天游書院。關于康有為的生平事跡,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里,曾一度超脫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為人知。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927年3月29日),康有為去一位廣東同鄉(xiāng)家中作客;丶绎嬃艘槐瓩幟始t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y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yī)生斷為食物中毒。20小時后,于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27年3月31日)清晨5時逝世?涤袨槭攀,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為系“保皇余孽,占據(jù)公產(chǎn)”封閉一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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