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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黨爭”對李商隱的影響
如果說唐詩是個盛開的大花園的話，李商隱、杜牧便是這個花園里最后的兩朵奇葩，所以人們把他們并稱為小“李杜”。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大鹽販子黃巢這首充滿剎氣的《菊花》詩中，業(yè)已透露出我們引以為傲的龐大唐帝國王朝，即將在這種剎氣中離開時人的視野，步入最后的歲月。
雖然李商隱(813—858)的去世比黃巢開始公開武裝革命(875)早了些年頭，但他的一生其實都在聞著一股腐爛的味道。
這種味道便是幾乎貫穿整個晚唐的“牛李黨爭”。
派系爭斗并不是中國的特色，但這種爭斗確實與中國漫長的歷史如影相隨。
在巨大的政治旋渦中，即使再優(yōu)秀，絕大部分個體越接近旋渦的中心越不能自拔。即使是處于旋渦的邊緣，稍不留意，也會不由自主的被吸了進去。
李商隱那時只不過剛?cè)虢�，他能夠幸免�?
讓俺們在貼近李商隱之前先復習一下“牛李黨爭”。
這場歷經(jīng)40多年的派系爭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的一場高考。那場考試與李商隱毫無關(guān)系，那時離他來到人間還差幾年。
參加那場高考的是另兩個“憤青”：李宗閔、牛僧儒。他們只不過是在作文中將當時的朝政批了個一蹋糊涂。
當朝宰相李吉甫看了后當然很是窩火。所以，盡管唐憲宗在閱卷時覺得這兩個小伙子很不錯，不僅文筆清新，膽識也很好，甚至已安排給他們發(fā)委任狀了。但老李就是不樂意，他甚至從這兩個“憤青”身上想到了自己的政治對手們，覺得他們背后肯定有其他后臺。于是，便說：這兩個家伙與考官有私人關(guān)系，絕對不能重用。
畢竟這是宰相說出的話，唐憲宗不能不信。結(jié)果，不僅李宗閔、牛僧儒沒得到提拔，還連帶了幾位主考被降了職。
李吉甫出身世族，對那些經(jīng)過科舉爬上來的官員歷來就是看不上眼的。
但矛盾歸矛盾，這時還沒上升到黨同伐異的激烈程度。那還是20年以后的事。
事情很湊巧。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又一次舉行考試。
這次是參考的是李宗閔家的一個親戚。據(jù)說那小伙子考得也很好，但又被人舉報與考官有私人關(guān)系，并有翰林學士李德裕親自作證。
結(jié)果，不僅事情黃了，李宗閔還被牽連貶出外地。而作證的李德裕就是當年宰相李吉甫的兒子。
這樣一來，情況開始進一步復雜了。
本來李宗閔對李德裕家就很有意見，這回可以說是恨之入骨了。不僅李宗閔恨，牛僧儒以及一幫科舉出身的干部都有了一種階級對立情緒。很自然，他們便慢慢的建立起一個“恨”的圈子。
李德裕在看出苗頭后，自然也相應(yīng)的形成了他的世族圈子。當然，與“恨”相對立的并不一定叫作“愛”。
于是，兩個“恨”的圈子開始了沖撞。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實際上在朝官爭斗得熱火朝天的時候，偷著了的便是宦官集團。他們在偷著樂的同時沒閑著進一步坐大。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李宗閔終于通過坐大了的宦官集團走上了宰相的位置。在此以前，李黨一直壓制著牛黨;現(xiàn)在，牛黨的李宗閔上臺了，當然放不過李黨。
一時間，李黨紛紛落馬貶出，朝中基本成了牛家的天下。
但在彈冠相慶的同時，牛黨們絲毫沒有放松過對李德裕的防范。
客觀來說，李德裕在被貶其間包括后來登上相位，真為大唐李家作出了許多杰出貢獻，甚至可以說經(jīng)過他的努力，才得以將大唐江山無形中延續(xù)了一段歲月。
比如說，在浙西8年，工作成績突出，唐文宗曾一度想將他調(diào)回做宰相，連四朝元老裴度也認為他是個很有才干的人，但自然遭到李宗閔、牛僧儒等強烈反對。再比如說，李德裕轉(zhuǎn)任西川(成都)節(jié)度使，苦心經(jīng)營，將淪陷40多年的維州城從吐藩人手中解放出來，但結(jié)果卻被宰相牛僧儒下令歸還給了人家。
國事固然重要，但在許多人看來，還有比國事更為重要的東西。
整天的斗來斗去，連唐文宗都覺得厭煩了。一煩之下，終于皇帝了一回，于太和六年(832)，硬是將李德裕召回任為兵部尚書。無疑，兩黨之爭又重燃戰(zhàn)火。
文宗很生氣，便將老是干政的李宗閔貶了出去。可李宗閔雖然走了，但老牛還在，爭斗依然未熄。文宗很郁悶，干脆將問題留給下一位皇上去處理了。
唐武宗時，李德裕終于當了宰相。
李德裕倒是已經(jīng)看出了國家的危機，斗了一陣后，還是轉(zhuǎn)換了腦筋：“絕于附會，門無賓客”，干脆自我絕緣了。他開始將精力放到擊破回鶻(匈奴一支)、平定內(nèi)叛、消滅佛教等一系列大政上來。這一系列組合拳被人們稱為“會昌之政”(會昌，唐武宗年號)，對大唐來說相當于一次“回光返照”。
但遺憾的是武宗一去世，唐宣宗根本懶得理什么“會昌之政”那一套，再次任用李宗閔、牛僧儒為相，將李德裕一貶再貶，真的貶到了天涯海角。
李德裕曾在崖州(三亞)作《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
絕望之情表露無遺。他最終病死于此地。
“牛李黨爭”的結(jié)果是以牛黨全勝而告終。
黨派之爭確實有了勝負，但相對于一個本來就很虛弱的王朝來說，絕對沒有勝者。殘延了幾十年后，李黨也好，牛黨也罷，統(tǒng)統(tǒng)隨著偌大王朝悄然遁去。
人們在總結(jié)唐朝加速滅亡時說：藩鎮(zhèn)割據(jù)、黨派之爭、宦官禍國是三大原因。或許吧，其實這些相互交織的病毒如果往上理的話，它們的根子是早就在盛唐時就種下的。如果再若隱若現(xiàn)的理上去或者理下去，還可以理得更遠、更遠......
黨爭是人為織就的一張巨網(wǎng)，在這張網(wǎng)中，差不多打盡了朝中的高級領(lǐng)導。
牛、李兩黨中參與的人成份復雜，并不能一概予以否定。如果細加比較的話，用一個模糊的“君子”概念來衡量，李黨中的君子整體上稍微多一點。就牛、李個人比較，特別在大局觀上，李德裕也稍勝于牛僧儒。他們對宦官集團的態(tài)度來說，都是保留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這張來自高層的網(wǎng)，對一個連小魚都算不上的李商隱來說，會有多大的影響呢?
與李賀一樣，李商隱的身上也是流淌著皇家的血液的。也是與李賀一樣，他們都是屬于那種湯的湯的湯的湯了，與皇家的關(guān)系早已淡了又淡了。
“我本系王孫”(《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盡管在李商隱的內(nèi)心深處依然對這種血緣聯(lián)系有著依戀，但在皇家的族譜中，早已將這一支排除在外了。
李商隱的童年是在江南度過的。那時，他的父親在浙東、西兩道節(jié)度府中當幕僚。
江南的水土陶冶著他，將纏綿多情深深的植入他的性格之中，為他日后的詩作奠定了一種沉郁綿邈的基調(diào)。
對李商隱人格影響較大的是他的堂叔父。那是在他父親早逝后，從10歲的李商隱扶柩回到故鄉(xiāng)滎陽，一直到移居洛陽止，這位有深厚古文、書法功底的叔父，傾心雕刻著他的侄兒。在接受學業(yè)的同時，李商隱也接受了他叔父的耿介個性。
與唐代的學子們一樣，16歲起，李商隱便開始了他的“行卷”之路。
所謂“行卷”，有點類似投稿，不過投得不是報刊雜志網(wǎng)絡(luò)，投得是名人貴卿。這實際上比現(xiàn)在投稿可能還要難得多。
對李商隱來說，這段路走得也是太過漫長，從16歲得到元老令狐楚賞識到26歲經(jīng)過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絢的力舉得以過了進士關(guān)，整整用了十年時間。
令狐楚既是朝中名臣，又是駢文高手。按理說，推薦個把人還是問題不大的。他在李商隱的《才論》、《圣論》中讀出了這個少年的深厚古文根基，在惜才之下，便很是花了一番心思來培養(yǎng)他。但在取得科考許可證之前，他也只有將李商隱先安排到惲州節(jié)度使幕府當了一個小差。
應(yīng)該說，令狐楚是李商隱入世后遇見的第一個貴人。令狐楚不僅讓他與令狐絢結(jié)為知己來提高社會地位，還親自悉心傳授他駢文心得，這使李商隱在詩作中用典、對仗上后來成了一代高手。
開成二年(837)，在令狐父子的資助和舉薦下，李商隱經(jīng)過兩次失敗后，終于進士及第。
拿到入仕通行證后，如果順利的話，李商隱的人生可能會是另一種寫法。
可就在當年一個寒冷的日子，令狐楚去世了。在痛失恩師的同時，李商隱也頓失依靠。
不久，李商隱應(yīng)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的邀請入幕;再后來，他與王茂元的女兒結(jié)了婚。
一直到此，俺們還沒有看到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有啥瓜葛。
其實，李商隱還沉浸在新婚的歡樂當中時，已經(jīng)有人開始大罵李商隱是“忘恩負義”、“詭薄無行”了。
罵他的聲音來自于“牛黨”。在政治取向上，令狐家與“牛黨”比較接近。令狐楚在的時候，與牛僧儒走得就很近，但老令狐還沒有將這種關(guān)系上升到黨派的高度。令狐絢立場比他父親更激進，與“牛黨”的關(guān)系便也就更深入了。
而王茂元雖是一個武人，但他欣賞的則是李德裕的才干和作風，對李商隱欣賞的也主要是他的文。包括李商隱在內(nèi)，他也估計還沒把問題想得那樣復雜。但在“牛黨”看來，王茂元早就成了“李黨”的骨干了。
當初對李商隱有栽培之恩的令狐家一看李商隱居然成了王家的女婿，這從政治層面和階級感情上覺得是很難理解和接受的。特別是在“牛黨”的喧囂鼓噪下，將一場婚姻上升到是李商隱對全體“牛黨”的一種背叛，對李商隱來說是有口難言的。雖說過分了，但畢竟還真有“女婿”這種紐帶關(guān)系的存在。
李商隱估計沒想到個人的婚姻會帶來如此難料的后果。
從李商隱的個人品性來說他還是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比如說，在敢于直言上，受了他叔父的影響，在大是大非上還是保持了自己的話語權(quán)。但恰是在這一點上，很大程度上倒象牛僧儒當年一樣。不知在內(nèi)心深處，對李商隱沒有截然劃清界限，“牛黨”們對他的抨擊是“恨”還是“惜”。
比如說“甘露之變”后，宦官集團指使禁軍大肆捕殺朝官，朝廷上血流成河，朝官是人人自危。在詩人中，白居易只是暗自慶幸未受牽連;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的杜牧則大罵發(fā)起誅殺宦官的李訓等是誤國誤民，卻對宦官集團卻提都沒敢提。
而年僅24歲的李商隱卻憤而寫下《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痛斥宦官們是“兇徒”，為無辜被殺的人們喊怨：“誰瞑含怨目，寧吞欲絕聲!”，甚至他還認為這場上層的暴力事件已經(jīng)斷了李唐王朝的“陽氣”。
也是在這一時期，激憤中的李商隱還寫下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它不僅是晚唐獨一無二的長篇巨作，即使放在整個唐詩中它也是比較少見的。
對此，“牛黨”們也許是出于政治需要，并未有誰出面聲明或指責李商隱。
但李商隱此時的激越與他后來的婚姻實際上是差不多的，他肯定沒想到自己的一些個人作為居然與“黨爭”會聯(lián)系得那么緊密。激越是因為他為國家感到痛心，婚姻是因為他自己感到幸福。更何況，客觀上來說，除了他的才華，他還不具備加入“黨爭”的政治資格。
可是，在另一些將“楚河漢界”作為評判一個人的重要標準的人看來，李商隱卻已被打入了另類。
身不由已的李商隱曾經(jīng)有過最后的機會。
那是在“李黨”得勢時，李德裕為相。但就在牛黨紛紛落馬、李黨不斷重用時，被視為“李黨”的李商隱卻因為母親病故依例離職服喪了。等他服喪完畢，唐武宗恰好去世。而唐宣宗上臺后，盡逐李黨，令狐絢為相。
這使李商隱自然又處于一種難言的尶尬境地。
李商隱覺得無法對令狐絢說清一切，便接受了時任桂林觀察使的鄭亞的邀請，以進士之身，遠赴邊地繼續(xù)去當個幕僚。
幕僚是后來比較文雅的說法，如果簡潔的說，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門客”，也就是后來的“西席”、“師爺”。
“洞庭湖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李商隱真得感到非常無奈。
一年多以后，作為李黨余孽的鄭亞因故被貶。迫于生計的李商隱回到長安，他最終還是邁出了他人生最艱難的一步，硬著頭皮去見了當年的親密好友令狐絢。
俺無法去推測他們相見的情景，總覺得有了一種難受的感覺。
在令狐絢的幫助下，李商隱補了個太常博士，解決了吃飯問題。
俺想李商隱的內(nèi)心是非常不平靜的，所以當妻子去世后，他又離開長安到一個地方幕府繼續(xù)當了個幕僚。
這時候的李商隱開始“刻意事佛”，六年后，即大中十二年(858)，在各地幕府漂泊了20多年的李商隱心灰意冷的離開了人世。
俺不能說完全是因為黨爭毀了李商隱，因為李商隱并未在主觀上和行動上將自己摻合進了去;俺又不能說李商隱的一生與黨爭沒有什么關(guān)系，因為他的生活是那樣真切的離黨爭靠得那么近。除了社會呀制度呀皇權(quán)呀這些泛泛的東西之外，俺只是仿佛聽到了李商隱的一聲長嘆!
當年俺學李商隱的詩的時候，老師曾特別強調(diào)，原話記不得了，大意是“兩李”的詩要用心去讀。另一“李”是李賀。
其實現(xiàn)在，俺倒是可能對他們愈讀愈遠了。
在“朦朧詩”盛行的年代，許多人甚至將《錦瑟》作為源頭之一，俺一直也以為讀懂了《錦瑟》便就是基本讀懂了李商隱。后來才知道那一類情感豐富到撲朔迷離的東西不僅不是李商隱的全部，在他的內(nèi)心世界里，那些詩到底真的在表達些什么，俺覺得起碼俺是無法讀懂的了。
但愿他的那些難懂的東西與“黨爭”無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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