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擊梧桐》詩文相關介紹
柳永，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創(chuàng)始人物。以畢生精力作詞，并以“白衣卿相”自詡。代表作有《雨霖鈴》、《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少年游》、《望海潮》、《八聲甘州》、《定風波》等。
擊梧桐
代表作·宋·柳永
香靨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與。
自識伊來，便好看承，會得妖嬈心素。
臨歧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
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思慮。
近日書來，寒暄而已，苦沒忉忉言語。
便認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
見說蘭臺宋玉，多才多藝善詞賦。
試與問、朝朝暮暮。
行云何處去。
作者介紹
柳永(987年-1053年)，字耆卿，本名三變，字景莊，后改名永，排行第七，又稱柳七。福建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北宋著名詞人，婉約派創(chuàng)始人物。
景祐元年(1034)進士，官屯田員外郎;排行第七，世稱柳七，或柳屯田。他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以畢生精力作詞，并以“白衣卿相”自詡。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于抒寫羈旅行役之情，創(chuàng)作慢詞獨多。鋪敘刻畫，情景交融，語言通俗，音律諧婉，在當時流傳極其廣泛，人稱“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對宋詞的發(fā)展有重大影響。主要代表作有《雨霖鈴》、《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少年游》、《望海潮》、《八聲甘州》、《定風波》等。
人物生平
柳永柳永其生卒年未見史籍明載，據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跡新證》，約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詞人，婉約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 《雨霖鈴》《八聲甘州》。原名三變，字景莊。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稱柳七。早年常出入于歌樓舞館，應科舉屢試不中，直至仁宗景祐元年(1034)才中進士。柳永通曉音律，多為教坊樂工、歌妓填寫歌詞，其詞在當時流傳甚廣。[3]
人物籍貫
祖籍河東(今屬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屬福建)。現今武夷山市上梅鄉(xiāng)白水村人。
柳永故里
柳永于雍熙四年(987)生于京東西路濟州任城縣，淳化元年(990)至淳化三年(992)，柳永父柳宜通判全州，按照宋代官制，不許攜帶家眷前往。柳宜無奈將妻子與兒子柳永帶回福建崇安老家，請其繼母也就是柳永的繼祖母虞氏代養(yǎng)，直到至道元年(995)才又回到汴京。所以四至九歲時的柳永是在故里崇安度過其童年時代的，此后柳永終身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崇安�！督▽幐尽分袖浀哪鞘讓懺诔绨仓蟹逅碌摹吨蟹逅隆吩姡统鲇谕炅乐�，也可稱之為神童了。
柳永系崇安五夫里(今福建南平武夷山市上梅鄉(xiāng)茶景村)人，那里興植荷花，他家前是一片偌大的白蕖之象，鐘靈毓秀之山水，養(yǎng)育汲乃更塑造了柳永灑脫飄溢的人生情懷和浮世苦短，何來云歸的經世之觀，故柳永一出家門，便沒再回來，那個美麗的家鄉(xiāng)，那蕖白荷只能留在他心于四方的純粹思念中。
仕途坎坷
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于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中尋找寄托。作為北宋第一個專心作詞的詞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詞家，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不僅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而且寫作了大量的慢詞，發(fā)展了鋪敘手法，促進了詞的通俗化、口語化，在詞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是景祐進士，官屯田員外郎。為人放蕩不羈，終身潦倒。死時靠歌妓捐錢安葬。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于抒寫羈旅行役之情。
許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調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詞家，著有《樂章集》。柳永的父親(柳宜)、叔叔(柳宣)、哥哥(三接、三復)、兒子(柳涚)、侄子(劉淇)都是進士。柳永本人卻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賜進士出身，是時已是年近半百。詞作極佳，流傳甚廣。其作品僅《樂章集》一卷流傳至今。描寫羈旅窮愁的，如《雨霖鈴》、《八聲甘州》，以嚴肅的態(tài)度，唱出不忍的離別，難收的歸思，極富感染力。
功名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騷話，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zhàn)科場。
柳永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于《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游妓館酒樓之間，致力于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chuàng)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chuàng)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fā)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后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chuàng)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chuàng)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后來“職業(yè)”地從事通俗文藝創(chuàng)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然而在他的這段人生中，他并沒有真正放下心中的功名之欲。他還是想要功名的，他還是希望走上一條通達于仕途的道路。于是他或是去漫游，或是輾轉于改官的途中。漫長的道路，漫長的希望與寂寞中，柳永寫下了大量的羈旅行役之詞。這類作品向來是受歷代學者稱贊的。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載：晁無咎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真唐人語，不減唐人高處矣。” 《八聲甘州》就是一首羈旅行役之詞。清人陳廷焯《詞壇叢話》也曾說：“秦寫山川之景，柳寫羈旅之情，俱臻絕頂，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柳永的羈旅行詞約為60首，占全詞的近四分之一。羈旅題材常用于表現文士追求功名不果后的心情與思緒，因而柳永的羈旅行役詞也透著濃厚的文人氣質，這種氣質多表現為或用羈旅詞書法懷古之志，如《雙聲子》(晚天蕭索)，或用羈旅詞表現追求功名的封建士大夫的失志之悲和飄零的孤獨，如《歸朝歡》(別岸扁舟)和《輪臺子》(一枕青宵)。然細細品讀柳永的羈旅詞，卻會發(fā)現這類詞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夾著世俗的尾巴，即一方面高唱文人格調，一方面剪不斷與歌妓的相思和纏綿的回憶。試看《雪梅香》一詞：“景蕭索，危樓獨立面晴空。動悲秋情緒，當時宋玉應同。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楚天闊，浪浸斜陽，千里溶溶。 臨風，想佳麗，別后愁顏，鎮(zhèn)斂眉峰�？上М斈�，頓乖雨跡云蹤。雅態(tài)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無憀恨，相思意，盡分付征鴻。”詞一開篇就寫蕭瑟的秋景引發(fā)了自己的悲秋情緒，而這種情緒，和當時的宋玉應是相同的。以開創(chuàng)悲秋情結的鼻祖宋玉來寫這種悲，更體現出滿腔才華的人走向衰老時對年華已逝無可挽回而自己的志愿還沒有完成時的那種悲涼和悲痛。柳永科舉屢次失敗，到頭來雖做得一個小官，并沒有開拓出能夠實現自己夢想的舞臺，加上改官曲折，升遷無望，柳永內心充滿了對人生和生命的感嘆。“危樓”、“孤煙”、“殘葉”、“楚天”和“斜陽”等景物更深刻展現出當時景色的蕭索。而這景色卻是和作者內心的感情相吻合的。
正如葉嘉瑩女士在《唐宋詞十七講》中所說，柳永的這類詞成功的將詞境“從春女善懷過渡到秋士易感”，真正寫出了一個讀書人的悲哀。詞的下片即轉向了思念。“臨風想佳麗，別后愁顏，鎮(zhèn)斂眉峰。”柳永在風中思念著他愛的人，同時也想象著對方對自己的思念，她應是愁容滿面，眉頭深鎖。這樣的思念寫得很真切和誠摯。然而下句立刻就轉到了“雨跡云蹤”，自宋玉《高唐賦》開創(chuàng)了以“云雨”這個意象隱喻男女的歡愛之后，“云雨”一詞也就成了男女之歡的代名詞。此處“云雨”即是此意。柳永一思念佳人，就想起當年歡愛的'場景，這幾乎成了柳永詞中的一個通病。
另一些羈旅詞中，柳永雖未提及云雨，卻提起了同樣讓文人雅士不恥的秦樓楚館等煙花之地，提起了貌美如花的歌妓。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京師的時候，柳永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和歌妓一起度過的，并且那些歌妓給了他無數歡快的，讓他感到自我價值得以實現的美麗回憶。日后懷想起的事和人總是生命里讓自己難忘的，給自己安慰的，在落魄時給自己救助的。柳永也如此，在征途中，他唯一能憶起的，便是那些在他不如意的時候陪在他身邊的煙花女子。一個作家的經歷決定了他創(chuàng)作的格調，正是當時的社會條件給了柳永那樣坎坷經歷，讓他不得不以煙花場所為港灣，因此我們便不能苛求柳永寫出如“大江東去”那樣具有雄心抱負的句子。他能想起和描繪的，只能是年少時嫣紅的記憶和記憶中的人，如《鵲橋仙》(屆征途)。
柳永出身儒宦家庭，卻擁有著一身與之不兼容的浪漫氣息和音樂才華的柳永，一生就在這二者之間奔波忙碌。他迷戀情場，卻又念念不忘仕途。一部《樂章集》就是他周旋于二者間的不懈追求、失志之悲與兒女柔情的結合。他想做一個文人雅士，卻永遠擺脫不掉對俗世生活和情愛的眷戀和依賴;而醉里眠花柳的時候，他卻又在時時掛念自己的功名。柳永是矛盾的，他的矛盾既源于他本人，又源于他所生活的社會。他是人生、仕途的失意者、落魄者，他無暇去關注人的永恒普遍的生命憂患，而是側重于對自我命運、生存苦悶的深思、體驗和對真正愛情的向往與追求，執(zhí)著于對功名利祿、官能享受的渴望與追求，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命運艱舛的痛苦。因此他只能做著拖著一條世俗尾巴的自封的“白衣卿相”。
柳永不僅從音樂體制上改變和發(fā)展了詞的聲腔體式，而且從創(chuàng)作方向上改變了詞的審美內涵和審美趣味，即變“雅”為“俗”，著意運用通俗化的語言表現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調。
柳永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許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調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景物風光，另有游仙、詠史、詠物等題材。柳永發(fā)展了詞體，留存二百多首詞，所用詞調竟有一百五十個之多，并大部分為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為長調慢詞，對詞的解放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下開金元曲。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后世影響也十分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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