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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絕句新說
柳宗元現(xiàn)存的絕句雖然不多，但在元和詩壇上卻可謂獨樹一幟。
柳宗元留存下來的絕句雖然不多，卻都是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四年之間，即謫貶永州與外放柳州期間。內容大多是抒發(fā)仕途失志的悲慨與羈旅天涯的苦悶，窮愁之中，藝術上也漸入爐火純青之境，“發(fā)纖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在唐代的絕句之林里留下了一道別樣的風景。
一、化用典故和前人詞句的精切而自然
前人論柳宗元的絕句，往往都著一個“工”字。不少詩話家更是進一步指出了柳宗元的絕句之“工”與其身世之“窮”的密切關系，如清代吳昌祺評柳宗元的《入黃溪聞猿》一詩就說“此種所謂窮而后工也”(《刪定唐詩解》);這種說法也可以看作是對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所提出的“殆窮者而后工”的詩學論調的承續(xù)。然則，柳絕的“窮而后工”又是如何體現(xiàn)的呢?這個卻是前人并未加以詳述，而今人亦少有論及的。筆者以為，其一即化用典故和前人詞句的精切而自然。好用典故和前人詞句，是柳宗元絕句創(chuàng)作的一個顯著特征;更為難得的是他將古人的喜樂悲愁同個人的身世之慨水乳交融，于最自然流暢的文字中，將內心復雜而跌宕的情感充分傳達了出來，一派渾然天成，而毫無滯板、艱澀的缺憾：這是柳宗元絕句“窮而后工”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
首先來看柳宗元對典故的使用。例如他作于永州貶所的《聞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
宣室無由問�事，周南何處托成書?
以謫貶長沙的賈誼和留滯周南的司馬談自況。前人多傷賈誼雖有經(jīng)世之大才，卻只得漢文帝以鬼神之事相詢，致才無所用，空自埋沒而已(事見《史記・屈賈列傳》);而柳宗元卻說，自己連被詢問鬼神之事的機會都沒有，更何況其他呢。昔日司馬談留滯周南，郁郁而終，但至少還有司馬遷可以承其遺志，完成著史的宏業(yè)(事見《史記・太史公自序》);而如今自己這滿腹的濟世之策，又應該向何處去托付呢?憂思怨憤，無不比古人更深一層矣!又如他自永州返京途中所作的《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以屈原自沉汨羅的不幸，來反襯自己雖遭受謫貶卻得以重返京城的幸運，流露出難得一見的輕快的情調。然而，就只是單純的欣喜與慶幸嗎?詩人自元和元年被貶為永州司馬，到此時受詔還京，已蹉跎了整整十年的光景，對于前程又懷著“翻愁弱羽上丹霄”(《詔追赴都回寄零陵親故》)的隱憂;可知這看似豁達的話語中，其實深藏著詩人多少辛酸與無奈，氣象上是難以同杜甫的“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相提并論的。清人汪森就說此詩“意極凄惻，君子于此不能不動憐才之嘆”(《韓柳詩選》)。由于自身經(jīng)歷的關系，柳宗元所用的典故往往都含有“失志”的主題，既切合著他個人的現(xiàn)實處境，又將其內心的種種不平與痛楚無聲勝有聲地傳達了出來。
再來看他對前人詞句的化用。例如他的《離觴不醉至驛卻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
荊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同樣是自永州返京途中所作。詩中的“獨醒”，其實是一語雙關：既照應了題目之中的“離觴不醉”，又暗用了屈原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楚辭・漁父》)。這里面顯然包含著詩人對過去十年謫居生涯的回顧與感喟，同時也頗有為自己不屈于流俗的品格而感到驕傲的意味，隱約透露著對于官場的失望以及心中的那一點孤憤。詩中所抒發(fā)的那份寂寞感也因此有了更為深廣的內涵，顯得厚重了許多。又如他在柳州刺史任上寫的《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瀟湘憶，欲�裉O花不自由。
后面兩句，是從柳惲的《江南曲》(汀州采白，日暮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中化出。詩人以自然流暢的筆調，抒寫了自己因公務纏身而不得同友人一會(象縣屬柳州)的無奈與嘆惜。然而細味之下，又似乎還別有一番意蘊。騷人、木蘭舟、瀟湘水、花，這些在《楚辭》中常見的意象，每一個都引人遐思，又無不被詩人淡淡的惆悵之情融化成了一片清新幽遠的意境。外放千里的失意，拘于官守的寂寞，對宦途的厭倦，對自由的渴望，還有對人格獨立的追求，等等：好像什么都沒說，卻又仿佛將一切都說盡了。明代顧�U就說此詩乃“意話，所以難及”(《批點唐詩正音》)，清代宋顧樂更是稱此詩有“風人騷思，百讀而味不窮，真絕作也”(《唐人萬首絕句選》)。
二、造語平實而含意深永
造語平實而含意深永，是柳宗元絕句“窮而后工”的又一體現(xiàn)。柳宗元的不少絕句，都是將眼前景、心中事尋常道來，而內中卻自有一番令人咀嚼不盡的意味;尤其是他出任柳州刺史期間的作品。誠如鐘嶸在《詩品序》中所說，“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柳宗元的絕句往往便是如此。是以柳絕的創(chuàng)作風格，既迥異于以韓愈為代表的好奇尚怪，亦不同于以元稹、白居易為代表的平易淺近，而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對盛唐詩歌興寄無端、興象玲瓏的審美風尚的承續(xù)，因此在元和詩壇上可謂別樹一幟;只是與盛唐詩歌的雄渾壯闊相比，氣象上終究還是稍見衰歇的。
試看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作的《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迷。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詩中所描寫的，乃是仲春時節(jié)的柳州特異于中原地區(qū)的景象。柳州位于南方極遠處，炎熱潮濕，物候與中原一帶迥然不同。春天過半，便已是百花凋零、落葉紛紛，仿佛秋季一般了。面對如此景象，普通人尚且易發(fā)傷春之戚，更何況是柳宗元呢。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雖非坐貶，卻畢竟是外放;唐人向來是重內輕外的，比如令狐楚出為東都留守之時，劉禹錫為他送行，就有“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和令狐相公別牡丹》)的感嘆。諤拼仕子而言，稍離京師便動輒有淪落之恨，何況是跋涉三千多里的山水而到柳州去任職呢�；峦臼б�，羈泊天涯，本已凄涼的心境又怎堪這花葉的飄零與春鶯的聒噪呢!繚亂的宦情羈思悄然流淌在景物描寫之中，景物描寫也正因這深沉的宦情羈思的融入而變得馀味無窮。是以明代陸夢龍謂此詩“自在而深”(《韓退之柳子厚集選》)，近人劉永濟也說“此詩不言遠謫之苦，而一種無可奈何之情，于二十八字中見之”(《唐人絕句精華》)。 再看同樣是作于柳州刺史任上的《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
如何望鄉(xiāng)處，西北是融州。
仿佛隨口道來，卻自是興味雋永。季節(jié)是秋季，天朗氣清;時間是正午，明日高懸;地點是荒山，荒山草盡。此時此地，放眼望去，一片空闊遼遠，詩人的意興自然也隨這無限的空間曼延開去�？杉词谷绱耍鞅睒O目處也只能依稀望見融州的輪廓罷了，或許還伴著幾縷直上云天的炊煙。至于詩人日思夜想的長安故土，卻更在云天之外，遙遙不知幾千里許，遠眺尚不可及，歸期又豈可相期呢?此情此景，本就是登高獨上的詩人兀自矗立于茫茫天地之間，那份巨大的孤獨感和被棄置感，怕是也要情難自禁了吧。只一首簡短平實的小詩，便深含著詩人多少無奈、悵惘與悲傷。明代蔣之翹謂此詩“語痛，至自有省，本不須著一字”(《柳河東集輯注》)，清代吳昌祺更稱此詩為“眼前妙語，何其神也”(《刪定唐詩解》)。柳宗元的這類絕句不在少數(shù)，又如“林邑山聯(lián)瘴海秋，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柳州寄京中親故》)，與前作也是異曲而同工，此處不再煩述。
柳宗元的絕句之所以能在平實的話語中蘊含無盡的深意，用清代汪森的話說，即“平實之言，自見酸楚，總由一真耳”(《韓柳詩選》)。詩人長期處于謫貶與外放之中，憂思憤懣，郁結難紓，每有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發(fā)而為詩，便自成一派工致，不必刻意雕琢矣。近人楊庶堪曾有《論詩絕句》一首：“劍割愁腸海上峰，始知愁苦易為工。柳州山水堪供老，萬里投荒別淚紅。”將柳詩“窮而后工”的特點徑直道了出來。
三、章法、詞句和音韻的嚴密工整與錯落有致
柳宗元絕句的“窮而后工”，還體現(xiàn)在結篇、遣詞和押韻方面。首先，在結篇方面，他的全部絕句都是采用了“起承轉合”這一傳統(tǒng)的套數(shù)，無一例外;這與杜甫、白居易、韓愈等詩人的絕句所表現(xiàn)出來的于章法方面的刻意求新有著明顯的不同。關于絕句的章法，元人楊載曾在他的《詩法家數(shù)》中留有一段總結：“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敘起為佳，從容承之為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楊氏的這一說法，雖不免有些主觀與絕對;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的確是以廣泛的前人絕句作品為基礎所得出的一個結論。由此來看，柳宗元的絕句在章法方面可以說是完全依循著傳統(tǒng)的絕句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和審美風尚的;而激蕩在字里行間的不平之鳴，往往也恰是借由第三句的這一轉變，奮翮遠上，從而收到余音裊裊、繞梁不絕的傳播效果的，前兩章中所舉的作品都可以做這方面的參證，是以此處便不再煩征贅引。
再者，在遣詞用語方面，柳宗元的絕句雖然很少使用對句，似乎并不注重形式上的對稱與工整，但是卻十分講究內容上的照應。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在詩句之中經(jīng)常使用一些具有時間和地理位置的標志性的詞語，并使這些詞語之間彼此照應，相互生發(fā)，從而最大限度地擴張詩境和豐富詩歌的內涵。有關地理位置的標志性詞語主要包括兩類，其一是地名，例如本文第一章中所舉的《聞籍田有感》，通過“天田”與“長沙”、“宣室”與“周南”的對比，來強調被謫貶的幽怨和對于帝鄉(xiāng)的殷切思念;其二是數(shù)詞以及方位名詞，例如本文第二章中所提到的《柳州寄京中親故》，以“錦州”作為參考，并輔以“三千”、“正北”之語，來突出自己所在的“龍城”(即柳州)的遙遠，錦州已屬遠郡，而柳州之于錦州，則更在三千里之外矣，詩人內心的悲愁可想而知。有關時間的標志性詞語也主要包括了兩類，其一是表示具體時間的名詞，其二則是表示時間長度的數(shù)詞，而這兩類詞語又往往是共同發(fā)揮著作用：例如他為悼念友人而作的“海鶴一為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shù)行淚，獨上驛南樓”(《長沙驛前南樓感舊》)，正是因為有著“三十”年的生離死別，才襯得“今”日因故地重游而產(chǎn)生的滄桑之感格外的沉重。至如他自永州貶所返京途中所作的《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更是通過時間(十一年)與里程(四千里)的呼應，以謫貶之久和貶所的荒遠，來突出得以重返京城的喜悅之情。有關時間和地理位置的標志性詞語的使用，在柳絕之中的確十分的常見。
柳宗元的絕句還特別注重平仄與押韻的工致。以他的七絕為例，柳宗元的三十一首七絕中，首句合韻的有二十九首，占據(jù)其現(xiàn)存七絕總數(shù)的九成以上;絕句通常只要第二和第四句押韻即可，首句是否合韻，本就沒有必須的要求，若是再與同時代的韓愈、白居易等詩人的七言絕句的押韻情況相對照，那么柳宗元在絕句的押韻方面所花費的心思也就顯而易見了。不僅如此，柳宗元對于詞句聲調的抑揚頓挫也有著精心的調配，使之與跌宕起伏的情感相輔相成，從而達到聲情并茂、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例如上面提到的“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一個“逐”字(其調揚)使詩人歸心似箭的心情躍然紙上，一個“至”字(其調抑)則將詩人那仿佛轉眼間便到達了長久以來日思夜想的京畿故地的驚喜表露無遺，再配合以“驛路開花處處新”(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對大好春光的吟唱，抑揚之間，充分傳達出了詩人得以重返京城的愉悅與暢快。雖然柳絕在平仄方面不如杜甫的詩歌那般夭矯變化、奇峰迭出，卻也做到了音韻與情感的密合無間，使其藝術感染力得到了很大的強化。這種于流暢自然的曲調之中蘊含著無限情韻的風格，與柳絕那造語平實而含意深永的特征可謂互為表里，共同昭示著柳宗元絕句“窮而后工”的卓越藝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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