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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的歷史源流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啟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一種。《三字經》之所以歷久風行，影響所及，幾乎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內容豐富，知識性強。《三字經》篇幅不長，全篇僅1044個字，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容。明朝的呂坤，把它當作增廣見聞的讀物。清人紫巢氏，在為《三字經注解備要》作序的時候，稱它是“一部袖里《通鑒綱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對比，認為它雖然“字有重復，辭無藻采”，但“啟人知識過之”。(《重訂三字經》題辭)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也說：“《三字經》以一千余字，歷舉中國文化義理歷史典籍，實一小型百科全書。”(《朱子新探索》第672頁，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三字經》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一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賢并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于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于唐而風行于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出現之后，一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志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于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一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一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于三言，雖然只多了一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于成人來說沒有什么不同，但對于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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