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唐詩的風格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后人譽為“詩仙”。與杜甫并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qū)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
李白是我國盛唐時期最偉大的詩人。他的詩作是盛唐氣象的杰出代表，最集中地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他的詩表現(xiàn)了唐代社會發(fā)展到鼎盛時期并轉向衰落時代的特點。
李白詩中反映了盛唐時期積極向上的時代精神。他對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滿信心，期望能“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他經(jīng)常以管仲、張良、樂毅、諸葛亮、謝安、魯仲連為榜樣或以之自許。他也以大鵬自比：“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他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將進酒》)，也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或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這些積極用世、奮發(fā)向上的精神，正是盛唐的時代精神。
李白詩中表現(xiàn)了強烈的反權貴意識，也有著明顯的否定功名富貴的思想。他詩中如“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樣豪氣橫溢的詩句結尾，千載之下，使人們也不難領略其英風豪氣。杜甫說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中八仙歌》)任華稱他“數(shù)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顯然，詩人渴望建功立業(yè)，又希望保持獨立的人格，不愿向權貴“摧眉折腰”。這大概正是古代“詩窮而后工”(歐陽修語)和“文章憎命達”的原因。保持獨立人格是取得創(chuàng)作成功的基本前提之一，不摧眉折腰事權貴又是保持獨立人格所必須做到的，這是古代幾乎所有偉大的作家都“窮”、都不“達”的緣故。從李白身上，人們自不難聯(lián)想起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
李白詩表現(xiàn)了對祖國山川異乎尋常的熱愛。李白半是仙人、半是俠士的豪邁的詩人性格也只有借祖國壯麗山川才能極好地得到表現(xiàn)。他筆下“難于上青天”的蜀道;那“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的廬山;那“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的天姥山;那“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中華民族母親河;那“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里”的清溪……或雄偉壯美，或光明澄澈，均折射出詩人高尚的品行與人格，也寫出了詩人的審美情趣和對高潔、光明的追求。
李白時時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系之于胸：他的《遠別離》中對“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的憂慮;《蜀道難》中對“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的擔心;他對“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抨擊;他《古風》詩中以“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的詩句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反之，他對普通的勞動人民，如煉鐵工、釀酒叟、五松山下的老媼以及一個沒有地位的朋友汪倫……都一往情深，無半點傲氣。安史亂后，他的詩筆更直接反映戰(zhàn)亂的現(xiàn)實：“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他晚年應永王璘征召，也許也與其“拯社稷，救蒼生”的愿望一致。
李白的詩從各個不同側面表現(xiàn)盛唐氣象，也揭示了其存在的嚴重危機。然而，李白詩中也存在一些糟粕，宣揚“人生得意須盡歡”、人生如夢、求仙學道的內(nèi)容，這些并不可取。
李白詩在藝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之成為中國詩歌遺產(chǎn)中的瑰寶。
李白詩氣勢磅礴，汪洋恣肆，縱橫飛動。賀裳說：“太白胸懷高曠，有置身云漢、糠粃六合意，不屑屑為體物之言，其言如風卷云舒，無可蹤跡。”(《載酒園詩話》)李白詩將屈原、莊子的藝術風格融會為一家，從而形成一種雄奇、飄逸、奔放的風格，其詩運用豐富的想象、生動的比喻、高度的夸張等修辭手法，形成一種掀雷挾電的奪人氣勢，令人折服。他的一些代表作如《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等詩作中，常運用飛動的筆觸，把現(xiàn)實與夢幻、想象結合在一起，或升天，或入地，把時間、空間的界限也都打破，或“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或“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或“?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詩的結構也很少平鋪直敘，而是跳躍跌宕，大起大落。他一些名作能體現(xiàn)這些特點。如《將進酒》、《行路難》等篇尤為如此。
李白詩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自然而不雕琢。對于這一點，古人早已論及。賀裳說：“太白高曠人，其詩如大圭不琢，而自有奪虹之色。”(《載酒園詩話》)喬億亦云：“試閱青蓮詩，如海水群飛，變怪百出，而悠然不盡之意自在，所以橫絕高絕。”(《劍溪說詩》)李調(diào)元更明白指出：“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雨村詩話》)也有人借用李白自己的詩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經(jīng)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來稱贊其詩的語言風格，其實這也可歸結為“自然”。稍舉他的兩首小詩便可見一斑。其一為《山中問答》：“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FJF〗纚〖FJJ〗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如《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而他的一些名篇如《靜夜思》、《長干行》、《子夜吳歌》等也均如此。李白的樂府詩、七言歌行，均有歌謠的特征。李白詩不僅淺近自然，且語近情遙。
李白詩藝術成就最高的是他的樂府詩，其現(xiàn)存樂府詩一百四十九首。他沿用樂府舊題，在傳統(tǒng)規(guī)定內(nèi)加以變化。“他的偉大之處，并不在于擴大題材，改換主題，恰恰相反，他是在繼承前人創(chuàng)作總體性格的基礎上，沿著原來的主題、形象、氣氛、韻律向前發(fā)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這題目寫深、寫透、寫徹底，發(fā)揮到淋漓盡致，無以復加的境地，從而使后來的人難以為繼。”(郁賢皓《李白選集序》)
李白的`歌行體詩共有八十余首，其中也有許多杰作，如《夢游天姥吟留別》、《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等等，均是千古傳誦的名篇。馮班曾指出：“歌行之名，本之樂章，其文句長短不同，或有擬古樂府為之，今所見如鮑明遠集中有之，至唐天寶以后而大盛，如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鮑明遠，其語尤近古耳。”(《鈍吟雜錄》)管世銘也說：“李供奉歌行長句，縱橫開闔，不可端倪，高下短長，唯變所適。”(《讀雪山房唐詩序例》)馮、管二位的論述有一些共同的認識：李白的歌行體詩中，均采用長短句式，縱橫開闔，更近于古。李白歌行更能于“其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神氣”。(朱庭珍《筱園詩話》)
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內(nèi)容廣泛，非作于一時一地，而體制相同。詩以詠懷為內(nèi)容，其中包含指斥朝政的腐敗、感傷自己的遭遇、詠史和游仙等等。高?曾指出：李白“《古風》兩卷，皆自陳子昂《感遇》中來，且太白去子昂未遠，其高懷慕尚也如此。”(《唐詩品匯》)沈德潛則說：“太白詩縱橫馳驟，獨《古風》二卷，不矜才，不使氣，原本阮公，風格俊上，伯玉《感遇》詩后，有嗣音矣。”(《唐詩別裁集》)這些作品更多繼承了風騷傳統(tǒng)，而指事深切，言情篤摯，纏綿往復，每多言外之旨。
李白集中也有八首七律，有一百一十首五律。李白生活的時代，五律早已成熟，七律才趨于定型。李白的律詩大致反映了這一時代的創(chuàng)作情況。有人認為李白不喜束縛，故集中七律甚少，這種解釋并不成立。七律的束縛并不比五律嚴很多，李白集中有百余首五律也是明證。七律到杜甫漂泊西南的一些詩作中才完全定型，李白及同時代的崔顥等人的七律均不十分工穩(wěn)整飭，即便基本符合，也多屬暗合。李白律詩成就很高。田雯說：“青蓮作近體如作古風，一氣呵成，無對待之跡，有流行之樂，境地高絕。”(《古歡堂集雜著》)對其五律，古人尤多嘉許。吳喬說：“太白五律，平易天真，大手筆也。”(《圍爐詩話》)管世銘說：“太白五言律，如聽鈞天廣樂，心開目明;如望海上仙山，云起水涌。又或通篇不著對偶，而興趣天然，不可湊泊。常尉、孟山人時有之，太白尤臻其妙。”(《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三人對李白律詩的論述是公允的，其長其短，均言之中肯。
太白絕句僅九十三首，其中五絕四十八首，七絕四十五首。胡應麟指出：“太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太白諸絕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于工而無不工者。”又說：“五言絕二途：摩詰之幽玄，太白之超逸。”“七言絕，太白、江寧為最。”“五七言(絕)各極其工者，太白。”(《詩藪》)毛先舒則指出：“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暢，兩言后只用溢思作波掉，唱嘆有余響。”(《詩辯坻》)今人對李白絕句之論述大致也不出以上范圍。各種唐詩選本，選李白絕句均較多，王士禎《唐人萬首絕句選》僅七絕即選李白二十一首，孫洙《唐詩三百首》選李白絕句八首，與王維、杜牧相當，位居第一。在膾炙人口的唐人絕句中，李白的《靜夜思》、《早發(fā)白帝城》、《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又屬流傳最廣的篇章。“床前明月光”的詩句常常是“呀呀”學語的兒童接觸的第一首唐詩。
李白將我國古代詩歌藝術推上了頂峰，對后人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李白身前就享有盛名，身后更贏得極高的評價。李陽冰《草堂集序》稱：“千載獨步，惟公一人。”吳融《禪月集序》謂：“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郁賢皓《李白選集序》指出：“唐代韓愈、李賀、杜牧都從不同方面受過李白詩風的熏陶;宋代蘇軾、陸游的詩，蘇軾、辛棄疾、陳亮的豪放派詞，也顯然受到李白詩歌的影響;而金元時代的元好問、薩都剌、方回、趙孟?、范德機、王惲等，則多學習李白的飄逸風格;明代的劉基、宋濂、高啟、李東陽、高棅、沈周、楊慎、宗臣、王登、李贄，清代的屈大均、黃景仁、龔自珍等，都對李白非常仰慕，努力學習他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近現(xiàn)代以來，李白更不僅為東洋人熟知，也為西洋各國廣為推崇。李白的詩，成了中華民族文化遺產(chǎn)中最光彩奪目的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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