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散文欣賞(節(jié)選)

朱自清的散文欣賞(節(jié)選)

　　我所見的葉圣陶

　　第一次與圣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xué)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圣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圣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圣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jì)并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沉默的風(fēng)度與我們平日所想象的蘇州少年文人葉圣陶不甚符合罷了。記得見面的那一天是一個陰天。我見了生人照例說不出話;圣陶似乎也如此。我們只談了幾句關(guān)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見，便告辭了。

　　延陵告訴我每星期六圣陶總回甪直去;他很愛他的家。他在校時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與他不熟，只獨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國公學(xué)忽然起了風(fēng)潮。我向延陵說起一個強(qiáng)硬的辦法;——實在是一個笨而無聊的辦法!——我說只怕葉圣陶未必贊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贊成了!后來細(xì)想他許是有意優(yōu)容我們吧;這真是老大哥的態(tài)度呢。我們的辦法天然是失敗了，風(fēng)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來。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見面;同時又認(rèn)識了西諦，予同諸兄。這樣經(jīng)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實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我看出圣陶始終是個寡言的人。

　　大家聚談的時候，他總是坐在那里聽著。他卻并不是喜歡孤獨，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聽著。至于與人獨對的時候，自然多少要說些話;但辯論是不來的。他覺得辯論要開始了，往往微笑著說：“這個弄不大清楚了。”這樣就過去了。他又是個極和易的人，輕易看不見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著的《晨報》副張，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從家里捎來給我看;讓我隨便放在一個書架上，給散失了。當(dāng)他和我同時發(fā)見這件事時，他只略露惋惜的顏色，隨即說：“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慚愧著，因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閱歷世故，矯揉造作而成。他對于世間妥協(xié)的精神是極厭恨的。在這一月中，我看見他發(fā)過一次怒;——始終我只看見他發(fā)過這一次怒——那便是對于風(fēng)潮的妥協(xié)論者的蔑視。

　　風(fēng)潮結(jié)束了，我到杭州教書。那邊學(xué)校當(dāng)局要我約圣陶去。圣陶來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這是冬天。”他來了，教我上車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車站這一類地方，是會覺得寂寞的。他的家實在太好了，他的衣著，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個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離不開家里人。必須離開家里人時，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著;孤獨在他簡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時，本來是獨住一屋的，卻愿意將那間屋做我們兩人的臥室，而將我那間做書室。這樣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樂意，我們不時到西湖邊去;有時下湖，有時只喝喝酒。在校時各據(jù)一桌，我只預(yù)備功課，他卻老是寫小說和童話。初到時，學(xué)校當(dāng)局來看過他。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去看看他們?”他皺眉道： “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來始終沒有去。他是最反對形式主義的。那時他小說的材料，是舊日的儲積;童話的材料有時卻是片刻的感興。

　　如《稻草人》中《大喉嚨》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們都醒在床上，聽見工廠的汽笛;他便說：“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經(jīng)想好了，來的真快呵。”那篇的藝術(shù)很巧，誰想他只是片刻的構(gòu)思呢!他寫文字時，往往拈筆伸紙，便手不停揮地寫下去，開始及中間，停筆躊躇時絕少。他的稿子極清楚，每頁至多只有三五個涂改的字。他說他從來是這樣的。每篇寫畢，我自然先睹為快;他往往稱述結(jié)尾的適宜，他說對于結(jié)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說月報》;照例用平信寄。我總勸他掛號;但他說：“我老是這樣的。”他在杭州不過兩個月，寫的真不少，教人羨慕不已。《火災(zāi)》里從《飯》起到《風(fēng)潮》這七篇，還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時我親眼看他寫的。在杭州待了兩個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實在離不開家，臨去時讓我告訴學(xué)校當(dāng)局，無論如何不回來了。

　　但他卻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報副刊》，看見他那時途中思家的小詩，重念了兩遍，覺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務(wù)印書館編譯部，家也搬到上海。從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現(xiàn)在——中間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將離》抒寫那回的別恨，是纏綿悱惻的文字。這些日子，我在浙江亂跑，有時到上海小住，他常請了假和我各處玩兒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總愛出門，因此他老說沒有能暢談;他寫信給我，老說這回來要暢談幾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來，路過上海，許多熟朋友和我餞行，圣陶也在。那晚我們痛快地喝酒，發(fā)議論;他是照例地默著。酒喝完了，又去亂走，他也跟著。到了一處，朋友們和他開了個小玩笑;他臉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著。圣陶不是個浪漫的人;在一種意義上，他正是延陵所說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別人，能諒解別人，他自己也能“作達(dá)”，所以仍然——也許格外——是可親的。那晚快夜半了，走過愛多亞路，他向我誦周美成的詞，“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沒有說什么;那時的心情，大約也不能說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