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故事中徐文長人物的負面行為探析論文

民間故事中徐文長人物的負面行為探析論文

　　徐文長作為一個“箭垛式”文人型兼官宦型的機智人物，整個民間流傳的故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以新中國成立為界，前半葉，主要表現(xiàn)其壞的、惡的一面，后半葉，轉(zhuǎn)向表現(xiàn)其好的、善的一面。研究者更多的是從社會現(xiàn)實與主流意識出發(fā)，注重從階級斗爭、社會批評等角度來進行詮釋，把他看作是民間的英雄，展現(xiàn)更多的則是徐文長性格中多智聰明、幽默詼諧、懲惡揚善、愛國愛民、蔑視權(quán)貴、對抗惡勢力、同情弱者、富有正義感的一面。

　　關(guān)于徐文長性格中小混混式戲弄小販、吃糞解毒、調(diào)戲婦女等負面性故事雖被許多研究者多次提及，但深入進行研究的文章還是較少，臺灣東吳大學鹿憶鹿教授的文章 《從徐文長到阿Q的“精神勝利法”》可算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此文以民國時期林蘭先生搜集整理編輯的 《徐文長故事集》、 《徐文長故事外集》 等為主要研究對象，將魯迅先生筆下的小說人物阿Q與徐文長作比較，認為以徐文長為代表的機智人物性格中表現(xiàn)出來的負面行為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如出一轍，表露出來的都是麻木的國民劣根性。文章將不同地區(qū)不同人物相同或相似的“機智”行為對比，探討了他們這些行為背后精神上的相似之處，并上升到國民性的高度，角度新穎，觀點犀利。劉守華教授在 《去粗取精話非遺———從徐文長故事說起》 一文中就對此文提出討論，從徐文長故事的復雜性出發(fā)，提出在非遺的研究評審中就需本著激濁揚清、去粗取精的科學態(tài)度，滌蕩“國民劣根性”之遺留，對其有肯定也有批判。

　　筆者將從這篇文章出發(fā)，深入剖析徐文長性格中愛惡作劇、故意設計玩弄小販、和尚、親友，調(diào)戲婦女的一面，為全面認識民間徐文長和推動徐文長故事的傳播和傳承提供借鑒。

　　一、民間視野中徐文長性格中的“痞氣”

　　徐文長痞里痞氣，純故意耍弄小聰明惡作劇的故事主要來自民國時期采錄的素材。鹿憶鹿教授的文章 《從徐文長到阿Q的“精神勝利法”》 正是從這個時期的故事內(nèi)容出發(fā)，深層次地分析了徐文長身上潛在的國民劣根性。

　　首先，文章剖析了一連串機智人物相似的“機智”行為 （損人不利己的舉措，欺騙或捉弄小人物） 背后的原因，即認為他們在精神上存在某些相似之處，并將這種相似點與魯迅先生筆下阿Q的“精神勝利法”結(jié)合起來，進而批判徐文長性格中的此類負面“機智”行為就是阿Q式“精神勝利法”的顯現(xiàn)，透露出了國民的奴性和劣根性。作者并不是將徐文長作為一個獨立的存在體，而是透過不同時空不同地域文化中眾多機智人物故事的相同點，發(fā)現(xiàn)個體在生存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群體在精神上的麻木與缺失。分析的論據(jù)時間跨度較大，空間分布較廣，說服力很強，給人見血封侯的感覺，利落，深刻。

　　將徐文長和阿Q聯(lián)系起來，此篇文章并不是首創(chuàng)。早在1985年，呂洪年在其文 《關(guān)于徐文長故事》 中就認為徐文長這類的負面故事和阿Q一樣，雖然宣揚了“精神勝利法”，但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在這篇文章里我們不難看出，徐文長成了阿Q的祖先，阿Q 身上體現(xiàn)出來的國民劣根性也是徐文長式人物的“文化遺跡”。此時的徐文長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人物形象，他從整個的徐文長故事里抽離出來，又被眾多的機智人物負面故事纏繞，成為一個機智人物負面“箭垛式人物”，他的故事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類型性。這就可以說，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并不是阿Q的獨創(chuàng)，而是從千千萬萬個徐文長式的機智人物負面故事中間遺傳下來的。就這把阿Q和徐文長在理論上建立了某種“臭味相投”的聯(lián)系。文章的確有其深刻性，直接深入到國民的本性，關(guān)注到國民最基本的生存狀態(tài)，剖析人性的遺留。

　　阿Q和徐文長的聯(lián)系似乎具有某種必然性。紹興是徐文長故事的起源地與集中地，也是魯迅先生的故鄉(xiāng)。筆者推測徐文長故事有對魯迅先生塑造小說里的阿Q式人物起過作用也是不無可能的。魯迅的時代也恰是徐文長故事在紹興盛行的時期，在很多作品 （《狗·貓·鼠》、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等） 里，魯迅就曾提到過他在年幼時喜歡聽大人們講民間故事。然而，魯迅對民間故事中的徐文長卻嗤之以鼻。魯迅在日記里提到，北新書局主持人李小峰從1924到1925年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先后四次送 《徐文長故事》 給他，但大都很快被他轉(zhuǎn)送給了別人。他在 《偽自由書·從幽默到正經(jīng)》 里把提倡“幽默”的人諷刺為“洋徐 文 長 ”，在《南腔北調(diào)集·論語一年》 里也把徐渭當作反面教材。魯迅為何對徐文長這般厭惡，只要把徐文長和阿Q聯(lián)系起來思考，也就不難理解了。魯迅深惡痛絕他們骨子里表現(xiàn)出來的麻木的國民劣根性，而“精神勝利法”就是這種國民劣根性最好的偽裝形式。雖然徐文長有時通過自己的小聰明、小手段、小謀略去捉弄、欺騙無辜之人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但他和阿Q在心理上是一樣的，急需通過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偏偏體現(xiàn)在強者欺負弱者或自欺欺人上。

　　所以，徐文長性格中的“痞氣”似乎與生俱來，它隱藏得太深，甚至深到民間百姓無法感知，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民間市井大眾喜愛聽這方面的故事，或許就是因為它深得這般接地氣，與百姓日常心理一拍即合，不僅是下層民眾情感的宣泄口，也是其生存權(quán)力的表達方式。

　　二、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的'完美結(jié)合

　　當研究者把阿Q和民間徐文長聯(lián)系在一起思考時，某種程度上就已經(jīng)把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結(jié)合起來了。筆者認為鹿憶鹿教授文章最為出彩的地方某過于將作家文學中的人物形象和民間文學中的故事形象完美結(jié)合，結(jié)合的契合點就是通過“精神勝利法”表露出來的國民劣根性。

　　通過魯迅先生的小說 《阿Q正傳》，“精神勝利法”成為了阿Q的標簽，標志著國民軟弱性、妥協(xié)性和奴隸性的殘留，揭示了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殘暴和社會的黑暗。魯迅先生在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中就提到其寫小說的目的是為了揭示病態(tài)社會里病態(tài)以及不幸的人生，“引起療救的注意”。阿Q這個人物形象通過一系列“兒子打老子”、調(diào)情吳媽、戲弄尼姑、“被迫害妄想癥”等小混混、流氓的行徑就成功地表達了這個目的。民間盛傳的徐文長 《弄父出屎》、 《吃茶上當》、《設 法 接 吻》、 《買 柴 一 根》、《殺妻坐監(jiān)》 等故事與阿Q的行為根本就是一樣的。所以，徐文長們是一種表象，但百姓看到的感受到的也只是表象，多用于娛樂消遣。而作家魯迅則用一雙犀利的眼睛、敏感的視角看到了這些表象背后的實質(zhì)，并將這些小混混式的行為作為小說寫作的題材，成功塑造了阿Q形象。在這個徐文長故事傳播鼎盛的時期，也正是清末民初中國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zhuǎn)型時期。這樣，作家作品的批判意味變得更加濃厚，民間故事也流傳得更為廣泛。或者可以說，作家文學很好地利用了民間文學而使自身更加深刻，兩者相互幫助，獲得共贏。

　　鹿憶鹿教授的這篇文章并不僅僅從機智這一類人物的某個角度出發(fā)，更是從社會上某一群人的人性出發(fā)，結(jié)合魯迅筆下的阿Q，剛好配合上了民國這個特定轉(zhuǎn)型時期人們的思想狀態(tài)，批判了一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國民劣根性。此時，徐文長就是一個箭垛，集合了民間百姓、甚至是知識分子、豪門地主所有的缺點。

　　他代表的不再是一種個性，而是一種共性，而共性之中偏偏幾乎集合了機智人物所有的惡行故事。在這里看到的不僅僅是徐文長的痞子習性，更是更廣大民眾的劣根性。那么，鹿憶鹿文章分析徐文長雙重性格中負面性的目的與魯迅筆下阿Q的目的是一樣的。另外，這種分析特別巧妙地采取民國時期搜集整理的資料，與民國時期的社會思想結(jié)合，這一思想一方面適應了五四啟蒙的要求，另一方面表明文學應該為社會、為人生服務。這就深入闡釋了徐文長的文學意義和社會意義。

　　然而，聽眾或者讀者在判斷機智人物的負面故事時，通常是從道德的角度出發(fā)。這就造成對徐文長故事的詬病，同時，也在自覺不自覺間將民間平民百姓矮化，民間文學的多樣性也被消除。在這方面，作家文學明顯比民間文學寬容且明智得多。雖然阿Q 是國民劣根性的代表，但這個豐滿、復雜、深刻的人物形象正是通過他這些典型的多重性格特征被文學界高度推崇。徐文長性格中的負面故事在民間的地位就沒有這么好運了，他與阿Q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似乎決定了其只能停留在阿Q生活的時代。

　　無論是作家文學，亦或是民間文學，有時就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種共鳴，激發(fā)一份覺醒。鹿憶鹿選擇的徐文長故事可以看作是魯迅先生創(chuàng)造阿Q形象的一部分素材，為了喚起國民的覺醒，這也是徐文長故事深受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喜愛的原因。

　　三、徐文長雙重性格的健康發(fā)展

　　縱觀鹿憶鹿教授全文，他和魯迅先生一樣對徐文長的這類負面故事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筆者竊以為這有失偏頗。首先，鹿憶鹿眼中的徐文長顯然是不健全的，或者說是不健全的機智人物。他把一個復雜的機智人物簡單化，過濾掉了徐文長身上真正機智、幽默、富有正義感的一面，只著眼于他的負面形象。從某種程度上看，此時的徐文長不是機智人物的代表，只是各自負面形象的集合。這就破壞了徐文長的整體面貌，不利于整個徐文長故事在民間的傳承。

　　其次，中國文學大體可以分為精英文學、官方文學和民間文學。民間流傳的徐文長故事體現(xiàn)的是一種民間文學，而用民間文學去概括或代替整個中國文學，未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徐文長戲弄蛋販，吃糞解毒等類型故事在整個故事中所占的比重是較小的，如僅用這較小部分的徐文長故事來否定中國人的國民性，這話語也過于嚴重。另外，被批判的這種軟弱性、妥協(xié)性與奴隸性應該是民國時期的國民特性，它的揭露是為了揭示當時統(tǒng)治者的殘暴和社會的黑暗以及人們心靈的麻木。筆者認為不能用現(xiàn)在的眼光去要求過去人的行為達到今天的目標。所以，這應該是一個警醒或是訓誡，不應看作一種判斷進而全面否定。在今天社會條件下，更應該注重精神上的需求。雖然粗俗的或高雅的，都是文化的形式，但總應該追求積極向上的東西。在文化發(fā)展的總方向上，最為重要的不是抨擊，不是貶低，而是引導，如同教育一個孩子，給予他更多的更正確的愛可能更容易促進他的成長。徐文長故事在歷史的演變中逐漸褪去了流氓的成分，這是時代的必然，也是文化精神發(fā)揮作用的必要。這不應看成一種篡改，而是一種新的合理。

　　再次，徐文長式的機智人物雖然被認為詼諧、多智，富有正義感，但并不意味著他絕頂聰明。無論多機智的人物，偶爾也會犯傻，在人品方面也會有瑕疵。因為，機智人物還是人，而不是神。況且，神也是人創(chuàng)造的，就像希臘神話中的神，他們也是有欲望，有嫉妒、貪婪之心的。我們并不能把機智人物看作是百分百的好人形象，這就不真實了。徐文長式的機智人物擁有雙重性格，應被允許具有惡作劇的一面。早在被定義為“機智人物”之前，這些故事就存在其身。筆者認為不能在確定了其身份之后就拋掉它的歷史遺存，然而歷史就是歷史，只在過去的特定時間里有其積極的作用。

　　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精神，雖然有其不變的成分，但也有其改變的成分，在這變與不變之間維持著文學發(fā)展的平衡。鹿憶鹿教授的這篇文章揭示了民國時期人們思想上的局限性。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們的思想早已發(fā)生了變化，人們需要注重及提倡的是徐文長性格里更加正能量、積極的一面。

　　在紹興市政府的努力下，上世紀80年代受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中國諺語集成》、 《中國歌謠集成》 編輯出版的影響，徐文長故事及其代表性傳承人也得到相應的保護與傳承。200*年7月，紹興市將“徐文長故事”列入紹興市第一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200*年6月，“徐文長故事”入選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200*年6月，徐文長故事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在現(xiàn)代傳媒、科學技術(shù)的幫助下，徐文長故事更是通過戲曲、影視劇、專題片等形式傳播等更遠。它作為中國民間文學的一筆珍貴財富被永遠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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