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判別模式的近因識別論文
一、近因原則概述
近因原則(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是指保險法中確立的，只有因保險事故的直接原因所造成的保險標的的損失，保險人才予以賠償?shù)脑瓌t。在保險事故處理中，首先需要考慮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保險事故是否由承保風險引起的; 第二，保險標的損失是否屬承保風險造成的。回答上述兩個問題需要適用近因原則。簡言之，只有當保險標的的損失是由承保風險造成的，承保風險為損失的近因時，保險人才予以賠償。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負賠償責任是以所收取的保險費為對價，并非對被保險人所受全部損害均承擔賠償責任。這是保險合同作為等價有償?shù)纳淌潞贤�，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保險商品交換關系的應有之意。因此，事故近因的正確判定與否，直接關系到保險雙方當事人的切身利益。
近因原則的概念最早出現(xiàn)在英國《1906 年海上保險法》中，該法第55 條規(guī)定: “除保單另有約定外，根據本法規(guī)定，保險人僅對承保危險為近因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保險人對不是由其承保危險為近因造成的保險標的損失概不承擔責任�！标P于“近因”( proximatecause) 一詞，英文本意是指“時間上或者空間上最近的原因”。早期近因判別的“時空標準”亦稱之為“時間標準”便建立在近因的字面含義理解基礎上，即時間上或者空間上距離損害結果最近的原因通常是為事故的近因。在單一因果關系情形下，“時間標準”能夠合理地解釋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也容易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在早期的英國在海上保險糾紛案件的處理中，法官也大多遵循這一標準來判斷事故的近因，屢試不爽。
但是，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法官發(fā)現(xiàn)適用時間標準來判定事故近因存在著一定的偏差，甚至據此可能得出明顯與常識或者經驗相悖的結論。于是時間標準逐漸被人們所拋棄，而新的識別近因的“效力標準”被提出。近因識別的“效力標準”在Leyland Shipping Company Co. Ltd. v. Nor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Society 一案中得以確立。
上議院負責審理該案的大法官Lord Shaw 勛爵在判決書中對“近因”有如下描述: “……近因并不是時間層面的接近，而是效果上的接近，近因應當是導致保險標的損失的真正有效的原因”。與此類似的是，英國海上保險法學者Victor Dover也對近因作出過類似描述。Victor Dover 教授在分析和總結以往判例基礎上認為，損失的近因應當是最接近損失的原因，是效果上的最近而非時間上的最近。在判斷損失的原因時，可以不考慮遠因，但需要合理解釋何為近因。
在最終損失與近因之間，如果有新的干預因素介入，并且具有支配性、有效性，則應當排除前因是近因的考量，轉而評判新的干預因素是否為近因。細觀之，不論是Lord Shaw 勛爵還是Victor Dover 教授，在對效力標準進行描述時，均使用了諸如“直接的( directly) ”、“有效的( efficient) ”、“起支配作用( predominant) ”等一系列形容性詞語，然而這些形容性詞語至多只能起到抽象性評價作用。事實上，由于語言本身和人類思維認識客觀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此通過模糊性詞語界定近因的內涵和外延存在相當難度。關于近因識別標準，從時間標準向效力標準的轉變其本質是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一個歸納總結過程。概念本身便是以抽象化的方式來反映事物的共同的特性。概念的表達需要借助于詞語或者詞組，而詞語或者詞組本身便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造成概念內涵和外延的不清晰。就效力標準而言，描述所使用的“直接的”、“有效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形容性詞語又需要借助人們的經驗常識進行判斷。經驗常識雖然并非是一個無法說明或者可以任意斷言的現(xiàn)象，但其可以使得因果關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復雜性，并且受到其所處語言環(huán)境的微妙影響。
對此，心理學家認為: 在商業(yè)背景下，人們所說的經驗常識都不是前后一致的，并非不誠信，而是基于利益的考慮。簡言之，在適用效力標準識別事故的近因時，因效力標準本身的模糊性，加之受到人們的經驗常識的限制，個體之間存在得出不同結論的可能。有學者將其稱之為“沒有外部控制的法官的自由裁決”、“無需理由的適用個人價值的特權”。雖然專家學者已從多角度就近因的`識別提出了各種理論和學說，但卻反而使得近因的識別變得更加復雜了。
二、近因原則效力標準的模糊性分析
概念的模糊性，指的是當我們描述一種只可意會而無法言傳的概念或者事物類屬劃分時，由于其不分明而引起的判斷上的不確定性。目前人類的認知層次無法消除概念模糊性的影響。例如，我們對于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高個子人”和“矮個子人”、“中年人”和“年輕人”的概念認知便存在模糊性。假設我們用1. 8 米作為身高標準，如果身高超過1. 8 米的人算高個子，那么身高1. 799 米的人就不屬于高個子人，而是矮個子人。再比如以年齡40 歲做參照，某甲過40 歲生日前一秒屬于年輕人，生日后一秒鐘便屬于中年人。這些判斷結論顯然不夠客觀科學�？梢姡粢粋�概念無法準確的用一個集合表達其外延，勢必造成某些對象可以在概念的正面與反面之間相互轉換，表現(xiàn)出某種模糊性。下面我們對描述近因效力標準的“直接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模糊性分別進行分析。
( 一) “直接的”的模糊性
在很多保險理賠案件中，事故是多個因素共同導致的，有時還存在相對的偶然性因素介入的情形。因此，就很難區(qū)分清楚哪個因素是起“直接的”作用的。在英國的Pink and othersv. Fleming 一案中，保險人承保了一票橘子和檸檬。保單特別約定部分損失不賠，除非該損失是由于船舶碰撞造成的。涉案船舶在航行途中與他船發(fā)生碰撞后不得不進港進行修理。為了進行船舶修理，船上的橘子和檸檬先被卸到駁船上，待船舶修理完成之后再重新裝船，并運往目的港。當船舶抵達目的港后，發(fā)現(xiàn)橘子和檸檬已經嚴重腐爛。經調查發(fā)現(xiàn)，一部分貨物腐爛是過駁、裝卸造成的，另一部分損失是由于航行遲延所致。主審法官在判決書中寫道: 損失的近因不是碰撞或任何其他海上風險，而是因為水果本身易腐爛，加之裝卸不當和遲延所造成的，裝卸不當和延遲是造成水果腐爛的直接原因，因此主張對于該種損失不予賠償。在早期的英國保險的判例中，將最后的原因作為損失的近因，其他原因即使與結果相關也在所不問，這種觀點在當時被人們所普遍接受。
但是，本案中除裝卸不當與延遲是貨物腐爛的“直接的”原因外，“船舶碰撞”也應被視為貨物腐爛的直接原因。英國保險法學者約翰斯蒂爾在《保險的原則與實務》一書中總結歸納了近因的認定的兩種方法: 順推法和倒推法。順推法是根據原因推斷結果。依照邏輯推理，由鏈條上的最初事件推斷出下一個事件，并以此類推直至得出最終事件，那么最初的事件就是最終事件的近因。在邏輯推理過程中，若前后事件沒有必然聯(lián)系則鏈條中斷，需要重新尋找鏈條。倒推法則是根據結果逆推尋找原因，在知道結果后倒推結果發(fā)生的原因，并依次倒推直至最初事件，最初事件則是結果發(fā)生的近因。不論是順推法還是倒推法，其邏輯基礎都是相同的，即事故發(fā)生與結果之間存在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一個或多個原因。
英國審判實踐中將上述判斷近因的方法稱為“鏈狀標準”。鏈狀標準將抽象的近因識別具象化，增加了近因識別的可操作性。如若在Pink andothers v. Fleming 一案中適用鏈狀標準進行分析。順推法: 船舶碰撞引起船舶修理，船舶修理引起船舶遲延，船舶遲延引起水果腐爛。倒推法: 水果腐爛的前一原因是船舶遲延，船舶遲延的前一原因是船舶修理，船舶修理的前一原因是船舶碰撞。在順推法和倒推法中，因個體的經驗常識有所差異，截取的因果鏈片段不同直接導致事故原因不一致。從根本上說，這也是“直接的”這一概念的模糊性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三、近因的模糊識別
模糊數(shù)學是研究和處理模糊性現(xiàn)象的一種數(shù)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數(shù)學的基礎是集合，集合的本質是分類，而分類的依據是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一個概念的內涵表達它所具有的特征和屬性，一個概念的外延是滿足概念這些特征和屬性的對象全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集合。概念的外延明確的時候，我們確立的集合就是經典集合; 而當概念的外延不明確的時候，我們就稱其確定的集合為模糊集合。經典數(shù)學的基礎是經典集合，模糊數(shù)學的基礎是模糊集合。
( 一) 近因的模糊識別
在近因原則適用中，我們需要判定多個原因對事故發(fā)生所產生的作用，而這種原因的“直接性”、“有效性”、“支配作用”等性質是難以用確定性概念來表達的，也就是說，難以給出絕對肯定或者絕對否定的評價結論，通常只能將每個原因評價為“以某種程度”影響到事故發(fā)生。換句話說，我們所要分析的因果關系是一種模糊因果關系。在模糊數(shù)學中，當需要對受多種因素影響的某種事故做出評價時，并不是簡單做出絕對肯定或者絕對否定的判斷，比如，不能簡單地評價一個事物“好”或者“不好”，通常是給出不同程度的評語，也即劃分成若干“等級”。而所謂“等級”之間的界限又不是十分清晰的，是一種模糊劃分。描述這種模糊劃分的定量化概念就是“隸屬度”。所謂模糊判別，就是將各影響因素對被評價事物的影響用模糊隸屬度描述，得到所謂模糊判斷矩陣，通過權重與模糊判斷矩陣的合成計算得到對事物的總體評價。將模糊判別的模式類比地引入到近因識別，我們可以建立如下方法:
( 1) 將保險標的損失表示為A，我們稱之為標的目標層
( 2) 標的損失的具體表現(xiàn)為B1，B2，…. . ，Bm，我們稱之為判別指標層
( 3) 引起保險標的損失的原因為C1，C2，…. . ，Cn，我們稱之為近因識別層。
( 4) 形成模糊識別層次結構模型( 圖1) :
( 5) 記Ai為指標Bi 在綜合評價中重要性的估計，即權重。
( 6) 對于每一個近因原則Ci，其影響因素集是判定指標B = ( B1，B2，…. . Bm) ，效力標準評價為V = ( 很重要，較重要，重要，較不重要，不重要)
( 7) 對B 中每一因素根據效力標準評價集中的指標按照模糊隸屬度進行模糊評判，得到評判矩陣。
( 8) 采用模糊合成計算后再進行歸一化處理，即可以根據判斷向量的各分量大小來確定每一個近因對于保險標的損失的作用。我們將上述方法稱為基于模糊判別的近因識別模型。這個模型的結果可以通過與向量V 所對應的合成向量的分量大小來識別各影響因素對于保險標的損失所負的責任，這相當于對近因原則效力標準中“直接的”、“有效的”和“起支配作用的”這些模糊概念的量化處理，最終結果可以判定哪一個原因屬于近因，從而判定保險責任。結論通過對以上的案例進行分析，我們認為近因是可以利用模糊評判模式來進行計算并“識別”的。效力標準中“直接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模糊性概念也是可以在實踐中進行量化處理的。本文提出的基于模糊判別模式的近因識別模型是一種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是對保險實踐中的近因識別提供了一種新的科學嘗試。通過直觀數(shù)據進行比較，有助于提高近因識別的科學性和準確性，以便在案件理賠過程中更好地適用近因原則。
總之，引入該定量分析方法來研究和探討理賠實踐中近因原則的適用問題應該是一個有意義的法學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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