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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劉邦的戰(zhàn)力評估
自反秦以來,劉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戰(zhàn)爭中度過,其作戰(zhàn)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沒有說法。從他與項羽對抗百戰(zhàn)百敗來看,估計后世對此評價不高。劉邦得天下后,曾與群臣探討劉勝項敗的原因,推出了漢三杰論,在作戰(zhàn)能力上首推韓信。而韓信在與劉邦探討帶兵能力時,也只說劉邦不過能帶十萬兵,而自己則多多益善。從這個記載來看,韓信應(yīng)該還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實想法里,劉邦可能連十萬人也帶不了。之所以要說這個數(shù)字,無非是要給劉邦留足面子。劉邦對此并不服氣,他說:“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韓信答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睔v史沒有記錄下劉邦對此有什么響應(yīng),或者認可了這個評價,或者他對這個問題不想頂真了。于是造成了這樣一個后果,即在后人看來,劉邦的強項就是會駕馭人,其作戰(zhàn)能力則不值一提。但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其實際作戰(zhàn)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計。
其實有關(guān)劉邦的作戰(zhàn)記錄還是相當多的,其作戰(zhàn)之頻、作戰(zhàn)對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來屈指可數(shù)的。但在人們的印象里,最容易記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項羽打得落荒而逃,連子女及部隊都顧不上,只顧一個人逃命了。確實,比起劉邦取得的勝利來說,這些敗仗場面在司馬遷的筆下既精彩又傳神,讓人看過一次,就牢牢記住。但在整個秦楚之際,劉邦也就敗給項羽一人,其它人則均敗在劉邦手下。如在反秦戰(zhàn)事中,劉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戰(zhàn)斗中擊殺泗水守,這是見之于史的秦軍陣亡的最高軍事長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為劉邦部戰(zhàn)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劉邦加入項梁陣營前,項梁對秦作戰(zhàn)還沒有取勝的記錄,只有項羽有攻克襄城的勝果。而劉邦的加入,使得項梁部取得對秦作戰(zhàn)的連續(xù)勝利!读艉钍兰摇酚洀埩家浴短ā犯鎰,被劉邦用得很好,說明劉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滅秦作戰(zhàn)中,劉邦以不足萬人的部隊(酈食其語)完成了策應(yīng)援趙、拱衛(wèi)楚都、西進滅秦一連串繁重的任務(wù),沒有非常的軍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關(guān)劉邦的戰(zhàn)力或可從平定天下后的幾次作戰(zhàn)中反映出來。在劉邦死前,先后有擊燕王臧荼、擊韓王信之叛、擊陳豨之叛、擊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劉邦掛帥出戰(zhàn),說明在漢陣營中,其它的人(韓信除外,因其過早被廢王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讓劉邦放心。《高祖本紀》記其擊陳豨時分析道:“豨不南據(jù)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焙蠊缙溲浴w舨挤磿r的心態(tài)也能說明問題。黥布以為:“上(指劉邦)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痹邝舨伎磥恚瑵h陣營的將領(lǐng)除韓信、彭越外,均不在話下。只有劉邦的本事值得顧忌,但他又太老,估計不會親自帶兵作戰(zhàn)。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當時人的眼里,劉邦的作戰(zhàn)能力是相當受推崇的。但為何會留下與項羽作戰(zhàn)百戰(zhàn)百敗的記錄呢,原因只能是項羽的作戰(zhàn)能力更高,劉與項不在一個檔次上,所以劉邦長期處在項羽陰影下,其作戰(zhàn)能力根本顯不出來。
關(guān)于韓信以為劉邦不能將兵的說法,《韓信盧綰列傳》有一條反證,擊陳豨時,劉邦先于全國軍隊到達時抵趙,問趙相周昌趙地有無可用之人,周昌推舉了四人,劉邦面試后罵道:“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陳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不以慰趙子弟!”表明劉邦能在無兵可用的情況下,充分利用權(quán)威手段調(diào)動當?shù)厥勘姆e極性,可能也因此抵擋住了陳豨的兇猛攻勢。劉邦每每在力量不夠強大的情況下不斷取得勝利,應(yīng)該與他善于激勵士氣有關(guān)。僅此一條證據(jù),就使得不善將兵說不那么可靠。
二、 劉邦的殺降殺俘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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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總結(jié)楚漢成敗時,總不會忘記說殘暴是造成項羽失敗的重要因素。而項羽殘暴的重要證據(jù)之一便是殺降。其坑秦降卒、坑齊降卒,殺秦王子嬰及秦國宗室,盡失人心。但劉邦的殺降殺俘就很少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存在,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相當嚴重。
早在反秦戰(zhàn)爭期間,劉邦與項羽協(xié)同作戰(zhàn)時,就有過共同屠城的記錄。如屠城陽。因為當時有項羽在,或可將此罪行記到項羽的賬上。但劉邦入秦時的屠武關(guān)(《秦始皇本紀》),就不能由項羽本分擔了。眾所周知,當時戰(zhàn)爭的酷烈,使得獲勝一方在經(jīng)過艱苦拼殺后,往往做出極其殘暴的舉動,即屠城!俄椨鸨炯o》在漢四年,欲屠外黃事上,為后世留下了這方面的記錄。估計劉邦的屠武關(guān)及楚漢戰(zhàn)爭時樊噲的屠煮棗,性質(zhì)與此相類。但劉邦的問題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計劃地殺害降將方面。
整個楚漢戰(zhàn)爭期間,為漢軍俘獲的一方勢力人物為數(shù)相當不少。如魏王豹、趙王歇、代王陳余、代相國夏說、雍王章邯、齊王田廣、塞王司馬欣、韓王鄭昌、殷王司馬卬均屬被俘。然而除鄭昌不詳其所終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記載。
首先,明確記為禽,又記為斬或死者。如代相國夏說被擒(《淮陰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曹相國世家》記為斬;齊王田廣為漢將曹參所虜,而《田儋列傳》言田橫“聞齊王廣死,自立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則不可知。類似情況有:章邯分明為都昌侯朱軫所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紀》言其自殺;陳余分明為張蒼所虜(《張丞相列傳》),《曹相國世家》等均言其為斬。趙王歇為禽(《淮陰侯列傳》),《張耳陳余列傳》則明言“追殺趙王歇襄國”。兩種記載之差異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筆者傾向于,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殺。因為死是不可改變的最后結(jié)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種狀態(tài),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這樣的檔案材料,應(yīng)該最可靠;而《曹相國世家》記曹參之功為得王二,即俘虜了兩個王,應(yīng)該分別是魏王豹和齊王廣。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殺的嫌疑。這些人都是一方領(lǐng)袖,殺掉他們可以減少敵對勢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確被俘,又在相當一段時間后被處死,或死因不詳者。如魏王豹明確被俘,卻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將其殺害。漢三年,楚圍滎陽,劉邦與陳平等人棄軍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與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國之王,難與守城”為名,將其殺害。此等手段類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間誅殺大臣事,劉邦亦不想讓這類殺降事與己沾上邊,所以殺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確實沒有值得稱道的功勞,所謂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傳說成分大于事實成分,畢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漢軍首領(lǐng),項羽未必肯開出那么高的條件來收買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陽侯孫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滎陽被楚軍俘虜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輪不到周苛。與此同類,故塞王司馬欣之死亦屬可疑。史稱其因漢勝楚于成皋,與曹咎同自剄于汜水上。實際上,曹咎并非自殺,而是被斬!陡咦婀Τ己钫吣瓯怼穭t以曹咎為龍侯陳署所斬,這是陳署功勞薄上的記錄,恐其斬曹咎事屬實。因此,《項羽本紀》言曹咎及司馬欣之自剄,皆不可信。再聯(lián)系到日后漢王受傷入關(guān),梟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戰(zhàn)敗戰(zhàn)“死”時間更已達數(shù)月之久。很難想象,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將一個死者首級或尸體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梟其首于櫟陽又有何意義呢。一種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馬欣當時只是被俘,后被處死。也只有在示眾后的斬首,才能顯出漢之武功,也可以平當?shù)刂駪,順當(shù)刂裥摹?/p>
司馬欣之死,當為《史記》中隱而微之事,卻仍屬有蛛絲馬跡可尋者。而殷王司馬卬之死,就毫無跡象留存。自漢二年司馬卬降漢后(實則為灌嬰所虜),就在《史記》中失了記載。而《漢書高帝紀》卻明確記其死于漢二年、漢從彭城敗退后。此事不見于《史記》,班固或另有所見。如果班固所見不假,則司馬卬之死與司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處,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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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劉邦的殺降屬于隱而微,但事實俱在,不容置疑。問題是,為何在放棄或失去抵抗后,這些人卻遭到殺戮了呢?這個問題確實耐人尋味。聯(lián)系到漢定天下后,韓信、彭越之死,或可對理解這個現(xiàn)象有所幫助。即,殺降是為了避免出現(xiàn)混亂局面,如果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結(jié)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陳余、趙王歇、齊王田廣還有司馬卬雖然不是最厲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領(lǐng)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開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從者云集。這樣的人之存在,總是讓志在天下的劉邦心存忌諱。而司馬卬亦非泛泛之輩,在趙王武臣失敗后,司馬卬曾一度變成了一支獨立作戰(zhàn)武裝,其在秦之腹地作戰(zhàn),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得到發(fā)展壯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項羽,后因力不能敵,與項羽派來討伐的陳平媾和罷兵。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與劉邦極為相似,劉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馬欣,此二人是秦將,雙手沾滿了反秦武裝的鮮血,劉邦對他們不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許他們繼續(xù)存在。故在俘虜二人不久,即將其處死,滿足了劉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還應(yīng)該考慮到,趙地與齊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風順,如果讓趙、齊二國之王留下來,對于二地的敵對勢力來說,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處死二人,或可使兩地的平定得以順利進行。因此,劉邦的殺降將,是有其政治上的考慮的,而不能簡單地歸結(jié)于劉邦的本性殘忍。如果與天下大勢相聯(lián)系來考慮,才能見其深意。
鑒于上述考慮,劉邦的殺降,或可包括臨江王共尉。據(jù)《荊燕世家》:“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倍陡到岢闪袀鳌穭t另有說曰:“(靳歙)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陽,因定南郡!苯晖,即臨江王,江陵為臨江國都。則共尉并非戰(zhàn)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紀》明言,共尉是被“殺之雒陽”。其實漢擊共尉一事,本來就不合情理。據(jù)《高祖本紀》,漢令盧綰、劉賈擊共尉在漢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而《秦楚之際月表》記漢五年十二月,“漢虜驩”,表明,漢擊臨江之事是緊接著項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進行的!妒酚洝芬砸皇轮嫉臅r間記其最終結(jié)果的現(xiàn)象經(jīng)常發(fā)生,此為其一例。故臨江之定或非此時的事,其始則可確定為此時的事!俄n信盧綰列傳》稱:“漢五年冬,以破項籍,乃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漢初以十月為歲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漢擊臨江時間的不統(tǒng)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沒有任何資料表明,臨江在楚漢戰(zhàn)爭中的立場。盡管臨江與漢、九江、衡山一樣均為舊楚將而封王,但其沒有在戰(zhàn)爭中幫楚是有一定根據(jù)的。據(jù)《黥布列傳》:“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眲t與項羽交好的楚軍舊將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漢王劉邦已叛,臨江王共敖與衡山王吳芮不執(zhí)行項羽殺義帝的密令,估計也與項羽關(guān)系疏遠。而吳芮因與黥布的姻親關(guān)系,在黥布歸漢后,可能也有助漢的傾向。據(jù)《漢書高帝紀》,漢五年正月,勸劉邦即皇帝位的諸侯中有衡山王吳芮,而劉邦的答謝詔稱:“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則吳芮與項羽有積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漢戰(zhàn)爭后期,加入到漢陣營。而臨江國可能在整個楚漢戰(zhàn)爭中都處于兩不相幫的境地,《高祖本紀》稱其叛漢,只是欲加之罪的說法,不足為信。何況此前臨江沒有助漢之舉,就談不上什么叛與不叛的問題。事實可能是,先發(fā)起對臨江的攻擊,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戰(zhàn)爭的性質(zhì)是統(tǒng)一而非平叛。
根據(jù)共尉一事的隱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問題!陡咦姹炯o》稱:漢五年“十月(實際上應(yīng)該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樊噲將兵攻代”。從這個記載來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漢戰(zhàn)爭中是幫助漢陣營的,此年正月的勸進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漢相持滎陽時,燕出兵助漢擊滅楚大司馬曹咎。在劉項勝負未定時助漢,到天下歸漢時叛漢,情理上不通。應(yīng)該考慮漢欲加之罪的情況。代地的情況當時是怎么樣的呢。自漢三年韓信等漢將擊滅代相國夏說后,代地就落入了漢的掌握,主事者是張蒼,其職位是代相,即在沒有代王的情況下,代漢行使權(quán)力,署理代地事務(wù)。而漢定天下時,張蒼又從趙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漢擊燕時,張蒼以“代相從擊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跡。而從張蒼事跡來看,這一段的歷史有點亂!稄堌┫嗔袀鳌酚洀埳n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當時代地無王,至漢七年才由劉邦兄劉仲為代王。另有陳豨在戰(zhàn)爭中曾以游擊將軍別定代,漢擊燕時,或者陳豨仍在代地,由張蒼扶佐也未可知!斗B滕灌列傳》記樊噲擊燕,未及攻代一事,與張蒼事跡合!陡咦姹炯o》記樊噲攻代可能是誤記,因為漢七年,劉邦從白城敗退下來,就讓樊噲定代地,或許有將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問題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為什么要為臧荼捏造罪名,這就要從楚漢戰(zhàn)爭結(jié)束時諸王的情況來分析了。項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齊王、代王趙歇都死于戰(zhàn)事,遼東王韓廣為臧荼所殺,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河南王申陽降漢失地,項羽自立之韓王鄭昌也被漢俘虜,魏王被漢誅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漢王稱帝,九江王黥布被項羽殺了全家,死心塌地歸漢;常山王張耳被陳余擊敗失國歸漢,得漢助而為趙王;衡山王吳芮受漢封四郡之地,雖然實領(lǐng)一郡,應(yīng)該比項羽時多。剩下的臨江國共敖傳子共尉,已安了個罪名剿滅。而臧荼之燕,實則是合并了項羽分封時燕與遼東之地,相當于戰(zhàn)國燕的全境,疆域相當大。而此燕在戰(zhàn)爭中沒受什么損失,也沒得漢什么好處,要籠絡(luò)住也頗為不易。這樣一個與漢關(guān)系不甚密切的大國,總是讓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漢為取得長治久安而給燕安個罪名的可能性。
從韓信、黥布事件來看,漢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價的。比如告發(fā)韓信造反的欒說,與告發(fā)黥布造反的賁赫,就分別被封為慎陽侯與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戶。而很多在戰(zhàn)爭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戰(zhàn)功的人,受封戶數(shù)遠不及這二人。韓信之叛,始終存在著不足以取信于人的問題,漢室也因此沒有把韓信的功勞化解于無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勞說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齊就有呂澤、陳豨等人的功勞,基本上都劃歸了韓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劉邦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會采用捏造罪名的辦法。臨江與燕的情況應(yīng)該歸于這一類。
總而言之,劉邦的殺降更像是一種出于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謀遠慮,而項羽的殺降則很具有濫殺無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劉邦的殺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項羽的殺降,則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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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劉邦的任人唯親傾向
如果以劉邦與項羽相比較,在用人之道上兩人恰成相對的兩極。項羽以任人唯親、嫉賢妒能為當世詬病,劉邦則以知人善任著稱。兩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漢相爭時就已有定論。陳平曰:“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表n信曰:“項王喑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劚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贬B生曰:項王“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戰(zhàn)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劧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于漢王,可坐而策也!备咂、王陵答劉邦問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zhàn)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贝说妊哉Z,皆為劉、項之對照,凡項受指責處,皆是劉得分處。然而,事物總不會是絕對化的,劉邦亦有任人唯親的時候。試論如下。
劉邦任人唯親之最典型者,當數(shù)對盧綰的任用。據(jù)《韓信盧綰列傳》,盧綰與劉邦同里同日生,兩家素相親相愛,這就奠定了二人關(guān)系的基礎(chǔ)。及長大后,又是同學,關(guān)系特別好。而到了劉邦逃亡后,盧綰與之相伴、追隨左右,兩個人的關(guān)系特別鐵。但劉邦起兵后,盧綰基本上無所作為。但這并不影響他在劉邦的庇護下飛黃騰達,躍居眾將相地位之上。從盧綰日后的表現(xiàn)來看,他并沒有作戰(zhàn)才能。而在劉邦入漢后,他卻被封為將軍,進而為太尉、拜長安侯。眾所周知,在秦漢時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盧綰之才具,任此高官,顯然是劉邦的偏袒的結(jié)果。因為在整個楚漢戰(zhàn)爭中,盧綰常與劉邦同出入,其見劉邦無任何約束,隨到隨見。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蕭何、曹參等人無法望其項背之處。盧綰在楚漢戰(zhàn)爭中的唯一作戰(zhàn),或就是《高祖本紀》記載的漢四年,其與劉賈擊楚后方。就是這個功勞,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話,主要還是劉賈取得的。只要看記錄劉賈戰(zhàn)功的《荊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結(jié)論!俄椨鸨炯o》提及此事,就只出劉賈一人,而不及盧綰。則盧綰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項羽覆滅后,分封天下之前,盧綰實在沒有戰(zhàn)功,為了給盧綰加官進爵,劉邦就給了他擊定反叛的臨江王的機會,并讓劉賈陪他前往?上,盧綰確實不是作戰(zhàn)的材料,連續(xù)幾個月,也沒能攻下臨江,最后,還得靠劉邦的得力干將靳歙出馬,立刻就將小小的臨江平定。臨江之戰(zhàn)的結(jié)果,本來應(yīng)該使劉邦對盧綰的才具有個正確估計,但到了封王時,劉邦還是想封盧綰為王。并且他的這種心思早已為眾部下所洞悉。眾人順從劉邦之意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庇谑,劉邦順水推舟地立盧綰為燕王。然而大家所說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極大的諷刺意味。不僅如此,盧綰受寵幸的程度更大大超過其它諸侯王。但劉邦對盧綰的這種無理偏袒,并沒有得到好報,最終盧綰以背叛而報答。這是劉邦始料未及的。
盧綰之外,劉邦對夏侯嬰與周紲的事跡也脫不了任人唯親的痕跡。只不過此兩人多少還有戰(zhàn)功,又不可與盧綰同日而語。夏侯嬰與劉邦的關(guān)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劉邦為官場小吏,夏侯嬰亦是地方小官,其對劉邦始終是言聽計從,恭敬得很。劉邦曾失手將其毆傷,他為劉邦掩飾,并為此而坐牢。在楚漢戰(zhàn)爭中又救了太子劉盈與魯元公主。故其功勞雖不及樊噲、灌嬰,但其受封戶數(shù)則大大過之。從記載看,周紲對劉邦的關(guān)系屬于緊跟型,其早期戰(zhàn)功已不可考,但其又與傅寬與靳歙同傳,而戰(zhàn)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劉邦至霸上時,便已為列侯。之后,其受封戶數(shù)又超過了傅寬。其傳記資料表明,無論劉邦作戰(zhàn)利與不利,其始終無離上之心。故司馬遷評論曰:“蒯成侯周紲,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跡,卻要與戰(zhàn)功顯赫、從未吃過敗仗的傅、靳二人同傳,司馬遷的用心或許是相當無奈,或許是別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終的犒勞,未必多過唯唯諾諾之人。司馬遷將夏侯嬰與樊、酈、灌同傳的用心,或也與此相似。因為夏侯嬰始終沒有如其它三人那樣,在楚漢戰(zhàn)爭中獨當一面,基本上屬于因人成事者。
劉邦任人唯親的其它受益者還應(yīng)當有任敖、審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況與夏侯嬰有類似處,他早年也是沛縣小吏,與劉邦關(guān)系較鐵,劉邦逃亡后,呂后系獄,任敖即動手打傷對呂后不恭的執(zhí)法人員。反秦戰(zhàn)事中,其為劉邦守豐;楚漢戰(zhàn)爭時,他為上黨守;基本上都在遠離戰(zhàn)場的地方,亦不見其對前線的貢獻?删褪沁@種履歷,亦使他受封達一千八百戶,為許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審食其的情況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劉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歷,只是在反秦與反楚戰(zhàn)事中侍候劉邦的父親和妻子。只有一件與眾不同處,即,他與太公、呂后一同做了幾年項羽的俘虜。戴侯彭祖的功勞有與審食其相類處,即其在反秦與反楚戰(zhàn)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為主要事跡,但其尚有一突出處, 即在劉邦初起攻沛時,由他為起義軍開城門,此事或為一殊榮,值得稱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讓功臣齒冷。但在家天下時期,為人主者就這樣辦了,其它人也無可奈何。至于呂氏兄弟的封侯,因為其或有不小之戰(zhàn)功,不得簡單視之為任人唯親現(xiàn)象。而營陵侯劉澤之封,則可勉強視作此等行徑。因為劉澤與劉邦非至親,當為疏族,不得與劉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劉邦陣營的時間亦晚,為漢三年。其功勞無足稱道,但其受封數(shù)卻驚人的多,為一萬二千戶,位列頭號功臣的曹參的受封戶數(shù)也不過萬六百,而蕭何、張良、周勃、樊酈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話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論功位次時,其功勞是排不上號的。漢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親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嬰一人,而且其畢竟在反秦時有過不小之功勞。
其實,在劉邦的任人唯親中,還可以加上陳豨和張良,原因是這兩個人與劉邦特別投緣。陳豨與劉邦投緣是因為共同的愛好--兩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陳豨被委以趙代兩國武裝力量的總指揮。而張良在戰(zhàn)爭中沒什么功勞,且有離開劉邦隨韓王成到項羽楚都彭城的說不清的歷史,但劉邦在封侯時任其自擇三萬戶。須知,經(jīng)過長年的戰(zhàn)亂,即使是大縣,人戶也不過五千,三萬戶,差不多要抵一個小王了。當初項羽立吳芮為衡山王,也不過六縣之地,而且相當僻遠,可能遠不足三萬戶。至于劉邦所說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證實,但張良對劉邦立下的功勞決不是什么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項羽分封時,張良為劉邦討得整整一個漢中郡,憑這一條,就足以封萬戶侯。但張良比較識趣,只擇與劉邦結(jié)識的留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萬戶。但此二人對劉邦事業(yè)的貢獻肯定大于上述諸人,所以任人唯親的痕跡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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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人以一己之好惡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項羽的專利。在劉邦一方,也無法戒絕。只不過劉邦的任人唯親并未影響到劉漢陣營的對敵斗爭。在戰(zhàn)場上,基本上還是做到了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對于自己喜歡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賞以厚爵的方式來落實這種偏愛。不像項羽用諸項,如項它(漢二年為曹參所破,漢四年為灌嬰所擒),項冠、項悍(二者于漢三四年為靳歙所破),項聲(漢三年為彭越所破,漢四年為灌嬰所破)等,全是失敗的記錄。因此,劉邦的任人唯親,還沒有如項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這就是劉勝項敗的另一種深層次根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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