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禮法中，尊者、長輩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產(chǎn)生了一種今天看來既有趣又嚴(yán)酷的規(guī)矩--避諱。有的避諱是被動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卻是民間主動創(chuàng)造的“避諱”，特別是那種朝廷不許說，百姓們又很想說的人或事。
在國家政治生活與民間對接的橋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著的隱喻、隱語是構(gòu)成這個國家語言系統(tǒng)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時而模糊，時而明確，或幽默，或刻薄，或嚴(yán)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對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對他們的影響與限制。
在中國，避諱是逃不開的概念。
政治隱語是被恐懼和憤怒逼出來的無可奈何的“藝術(shù)”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紙上書寫的感覺肯定不一樣，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費力刻畫，后者卻可以運筆如飛，書寫自如。但甲骨文和紙上文字最大的區(qū)別卻并非省力或費力，亦非字形，而是內(nèi)容--前者秉筆直書，直言不諱；后者卻時時曲筆諱飾，遮遮掩掩。所謂筆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許恰恰是因為甲骨刻畫費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懶于制造出各式各樣的禁忌避諱來隱藏自己的意圖。所謂“夏之政忠”，翻看記載上古王臣言論的《尚書》就會發(fā)現(xiàn)，不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來叫去，不必避諱，就連恐嚇威脅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飾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如果不聽話，不僅殺了你，還要滅你全家。
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當(dāng)?shù)暮唵螌Υ�，在一則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問臣下：不好，有禍患，到五月丁酉日，西邊將有災(zāi)禍。（“有祟，其有來艱。乞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保┏枷乱埠苤卑椎馗嬖V君上，確實有土方、工方兩個方國對東西邊境發(fā)起進(jìn)攻。（“土方正于我東鄙，災(zāi)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保┚贾g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報喜不報憂。
但也恰恰在這個時代，歷史上第一句“政治隱語”被制造出來。那就是民眾對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詳?shù)脑{咒：“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決心和太陽同歸于盡。
沒有什么比這句話更能表現(xiàn)出民眾對自己領(lǐng)導(dǎo)者的極度憎惡了。但這句話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僅恰當(dāng)?shù)厥褂昧吮扔鳎瑢⑷碎g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陽，更是一語雙關(guān)，因為在上古時，“日”與“帝”的發(fā)音是相似的。只要別有用心的人把舌頭稍微拐一拐，“時日曷喪”就變成“時帝曷喪”。
為何人們一定要采取這種隱語的方式去詛咒君主，卻不像以前一樣直言不諱地批評君主的過失？原因只有一個，直言進(jìn)諫付出的代價只有死亡，所以人們只能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小心地包裹起來，用隱晦的語言將其道出--政治隱語是被恐懼和憤怒逼出來的無可奈何的“藝術(shù)”。
不能明說：諷諫與避諱
語言和文字原本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直觀而明晰，但最后卻用來將真實的看法和觀點包裹起來，沒有什么比這一矛盾更具諷刺性的了。
但也恰恰是從這句話開始，人們發(fā)現(xiàn)隱語有時比直言更有力量，將自己的觀點稍加修飾，就像把禮物裝在一個漂亮盒子里一樣，用這種隱語的方式推銷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更能引發(fā)他人拆開包裝時的好奇和興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包裹得太多太繁瑣，以至于讓人失去耐心。
伊尹一定諳熟個中之道，這位輔佐成湯滅夏建立商朝基業(yè)的賢臣，正是使用政治隱語贏得了成湯的信任。史籍記載，在第一次拜見成湯時，伊尹扛著一只烹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湯陳道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段精彩的對話雖然沒有流傳下來，但后世卻有無數(shù)人將伊尹作為效法楷模。
春秋戰(zhàn)國時代在列國間奔走，企圖撈得一官半職或是打算宣揚自己主張的“諸子百家”，幾乎都會采用伊尹當(dāng)年的手法來說動君主，翻翻《國語》、《戰(zhàn)國策》就會發(fā)現(xiàn)，這方法屢試不爽。無論是將自己比作泥沼中悠閑的烏龜而謝絕官爵的莊子，還是那位苦惱于魚和熊掌之間抉擇的亞圣孟子，都是伊尹的異代子孫。
這種用諷喻來表達(dá)自己主張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諷諫”。這種“不能明說”的語言藝術(shù)是一種思維工具。但政治隱語另一個重要功能卻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諱”。
避諱，顧名思義，就是被禁止的話語。在夏商兩代，只有遇到桀紂這樣的殘暴君主，直話直說才會面臨危機轉(zhuǎn)而用諱語，但進(jìn)入禮樂文明的周代后，避諱成為了一種常態(tài)。
首先出現(xiàn)也是最重要的避諱，就是君主的名字。第一個被避諱的名字可能就是周代開國之君周武王的名字“發(fā)”。在提到武王的名字時，不能說“發(fā)”，只能用“某”來代替。這一趨勢到了后來，甚至發(fā)展成假使有別的名字和君主的名字相同，都要避諱。春秋時宋武公的名字叫“司空”，所以宋國就把職官名“司空”改為“司功”，晉僖侯的名字叫“司徒”，所以晉國的司徒也被改為“司城”。
避諱的方法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一般來說，如果某個字需要避諱的話，只需要用另一個字去替換一下兒，或者在讀到這個字時改讀另一種讀音即可。
唐代以降，還可以用缺筆的方法，比如《紅樓夢》里面提到林黛玉在讀書時凡遇到母親賈敏的“敏”字時都念成“密”，寫到敏字時，都會缺一兩筆。
這僅僅是開始，被禁止的字會隨著后續(xù)君主的出現(xiàn)越來越多，而且避諱的方式也花樣翻新。如果你生在像秦朝這樣的短命朝代，那么你只需要忍受為避秦始皇嬴政的名諱，把“正月”改為“端月”的麻煩。
倘使你生在漢代這樣綿延400年有著24位皇帝的朝代，那你需要在避諱的叢林里小心行事。你不能說“邦國”只能說“封國”，因為漢高祖名叫劉邦；同樣，你也不能說“啟動”只能說“開動”，因為漢景帝的名字叫“劉啟”。
你還不能文雅地說養(yǎng)了一只雉雞，而只能說自己養(yǎng)了只野雞，因為漢代官方規(guī)定為避呂后的名諱，所有的“雉”都必須改為“野雞”。即使你是像東漢嚴(yán)光那樣，和光武帝一起睡覺時可以把腳壓在皇上肚子上的天下名士，也難逃避諱之殃，嚴(yán)光原來不姓“嚴(yán)”，而姓“莊”，他之所以姓了“嚴(yán)”，是因為那位被他壓了肚子的皇帝，有個兒子名叫劉莊，日后也是皇帝。同樣被改了姓的不只是嚴(yán)光，還有被后世尊為“后圣”的荀子，因為漢宣帝的名字叫劉珣，所以只能委屈荀子改姓孫。
漢代的避諱縱然繁瑣，但比起后世來說可謂小巫見大巫。北齊時的著名儒士熊安生，在拜見當(dāng)朝權(quán)貴和士開與徐之才時，因為和士開的父親名安，徐之才的父親名雄，所以熊安生為了避這兩位家諱在他們面前只能自稱“觸觸生”。
隋代因為開國皇帝隋文帝的父親名叫楊忠，所以整個朝代都不準(zhǔn)提“忠”字，也難怪這個朝代最終被一群不忠的叛臣滅掉。盡管唐代皇室奉佛甚篤，但即使是神靈也不得不在避諱前退避三舍，因為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所以觀世音菩薩就變成了觀音菩薩。
唐代也有一位和漢代嚴(yán)光遭際相同的人，就是劉知幾，因為唐玄宗名李隆基，不僅“基”字要避，就連和“基”音相近的字也要避諱，于是終唐一代，劉知幾都按照他的字被稱為“劉子玄”。但成了“劉子玄”也非一勞永逸，到了清代，他的玄字又觸了康熙皇帝玄燁的御諱，所以他又成了“劉子元”。
一般來說，避諱有時不僅避本字，還會避與這個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稱為“避嫌名”。“嫌名”一般規(guī)定并不嚴(yán)格，但宋代對“嫌名”避諱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根據(jù)《禮部韻略》所記，宋高宗名諱“構(gòu)”延及的嫌名多達(dá)“遘、購、媾、篝、傋、冓、夠”等55個字，可謂前無古人，人們只能期盼皇帝能體恤民情，起個無論是讀音還是字形都罕見的名字。
與“避諱”的茁壯成長相比，政治隱語真正的嫡子哲嗣--“諷諫”卻日漸委靡，一蹶不振。
在戰(zhàn)國時代，倘使諷諫出格激怒了一位國君，游士至少還可以轉(zhuǎn)投他國；而競爭下的列國諸侯，即使是為了好賢養(yǎng)士的名聲也會容忍士人過分的話語。但普天之下的帝王卻不會輕易寬容不敬的行為，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嚴(yán)令使膽敢借古人故事諷諫今日政事的士人膽戰(zhàn)心驚，當(dāng)“大不敬”在漢代成為一項重罪時，諷諫就只能黯然退場了。
漢代的東方朔是最后一位在諷諫史上留下名字的臣僚，他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也是因為他“時觀察顏色”，而漢武帝也只是拿他當(dāng)成一個倡優(yōu)小丑之類蓄養(yǎng)。
能在諷諫后逃脫誅罰的恐怕也只有倡優(yōu)小丑，或者是市井無賴，因為沒有人會把他們的話當(dāng)真。朝堂上的諷諫淪為了市井諷刺笑話，不過是博得一笑而已；反而是避諱需要正襟危坐，不可笑談視之。
就在避諱嚴(yán)苛的宋代，產(chǎn)生了歷史上最有趣的政治諷刺笑話，宋寧宗時期的臨安民眾因為對宰相韓侂胄的結(jié)黨攬權(quán)甚為不滿，但又無法公開表達(dá)，于是，一群“市井小人”印刷了一批“烏賊出地沒于潮”的小冊子，分發(fā)給小孩兒，以一錢一本的價格公開販?zhǔn)�，同時還讓他們高聲叫賣：“滿潮（朝）都是賊！滿潮（朝）都是賊！”
但這不過是政治諷刺的曇花一現(xiàn)，因為很快，它將遭遇自己最大敵人的全面進(jìn)攻，這個敵人也就是它的雙生兄弟--避諱。盡管諷刺與避諱都包裹自己的真實意圖，諷刺的目的是為了吸引讓人打開，而避諱則是禁止開啟。
“雍乾之際，避諱甚嚴(yán)”，再沒有哪個朝代比活在全盛時期的清代更讓人感到恐怖的了，避諱的地雷處處皆是，很多時候甚至莫名其妙。
康熙時代的文壇祭酒王士禎，死了已經(jīng)十年，卻因為新即位的雍正皇帝名胤禛，所以被迫改成“王士正”，后來又被欽命改回“王士楨”；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變成了“趙匡允”，就前明的崇禎皇帝都成了“崇正皇帝”。
諷諫也同樣遭受摧折，當(dāng)乾隆皇帝的寵臣、被視為清代東方朔的紀(jì)曉嵐委婉地向皇帝勸諫東南財力竭盡懇請救濟(jì)時，得到的卻是皇帝的斥責(zé)：“朕以汝文學(xué)尚優(yōu)，故使領(lǐng)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yōu)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這是一個開不起也開不得政治玩笑的時代，即使是倡優(yōu)也不行。
“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文字何以成獄？
“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這是康雍年間的文士張貴勝編纂的笑話集《遣愁集》中收錄的故事里的一句話。這句話的背景是五代時期宰相馮道的一位門客在為馮道念《道德經(jīng)》的頭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時，因為馮道的名字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這位倒運的門客只得將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說”。
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數(shù)文人一樣，談?wù)摴攀禄蚴浅靶湃艘苍S是為了滿足自己寫字癖比較保險的辦法，“議論時政”被稱為“妄議國政”，乃是一條殺頭重罪。所以像張貴勝這樣從古書上將摘抄的古代名人軼事編輯成書出版，或許是再安全不過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諷今的罪名。
1787年，清代最大規(guī)模的文化工程《四庫全書》已經(jīng)全部編纂完畢，進(jìn)入復(fù)勘階段，但一位名叫祝堃的詳校官卻從一本品鑒歷代收藏畫作的小冊子《讀畫錄》中嗅到了可疑的氣息。
氣息來自于書中“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余”的詩句。這句詩在一般人看來沒有任何奇怪之處，不過是抒發(fā)一下作者周亮工追慕魏晉風(fēng)度的情感，但在乾隆皇帝眼中，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逆詩。所謂“義熙余”，乃是套用陶淵明一個相當(dāng)冷僻的典故，義熙乃是東晉末年安帝的最后一個年號，據(jù)說陶淵明所著文章年月，在義熙之前，都用東晉年號，之后惟書甲子，不書劉宋年號。想那周亮工原是前明進(jìn)士，后來入清為官，難保他不是借陶淵明的典故暗喻心懷前朝，于是周氏原先收入四庫的所有書籍全部抽出銷毀。
周算是這場康乾時期文化運動中的幸運兒，因為他死在一百多年前，倘使他活到乾隆時代，必定難逃誅戮族滅之災(zāi)。在這場由皇帝親自策劃發(fā)動的文化清剿運動中，很少有人能夠逃脫成為漏網(wǎng)之魚。
過去文士試圖用政治隱語將自己的抗議或政見隱晦地表達(dá)出來，但現(xiàn)在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早已諳熟文人這套行業(yè)秘密，開始以其人之道還諸其身。
遑論是真的有政治隱語暗藏其間，即使沒有，皇帝和他的臣僚也會挖地三尺，從中尋出那些散發(fā)著悖逆氣息的違礙字句來：“維民所止”是影射雍正無頭；“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fēng)無意不留人”，是“思念明朝，出語詆毀，大逆不道”；胡中藻《堅磨生詩鈔》中“清濁”和“濁清”自然是毀謗本朝，最可惡的是竟敢說皇帝訓(xùn)諭乃是“下眼訓(xùn)平夷”；那名叫劉三元的“瘋漢”，竟然膽敢夢見神道稱他是漢世后裔，這分明是要興漢滅滿的悖逆狂徒；還有一個叫高治清的老頭兒，一聽名字就知道此人必是心懷怨望的逆賊。
清代帝王對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政治隱語如此地窮追猛打，讓人誤以為是罹染了偏執(zhí)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但事實卻遠(yuǎn)沒有如此簡單，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殺雞儆猴，制造一種集體恐慌，使人們不敢輕易玩弄文字，挑戰(zhàn)最高權(quán)威。
皇帝的苛察一個直接后果是促使人們進(jìn)行自我審查，因為沒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會對哪一個字哪一句話發(fā)生“興趣”，所以文人只能無限地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將一切都視為可能觸犯避諱的地雷，沒有什么比自我審查更能徹底地驅(qū)趕不安分的思想，也正是通過這種方法，避諱深深地根植于人們的頭腦中，并且成為頭腦中支配所有思考和書寫活動的深層潛意識。就像乾隆在一道諭旨中所說的那樣，“俾愚眾知所炯戒”，讓這些愚民引以為戒。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那雙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實的嘴，也許就像馮道門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險的：“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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