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白居易的文學觀念與政治情懷

　　白居易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滲入了很多為政治服務的因素，因而與人們對文學的期望存在較大的距離。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諷喻詩在于美刺比興、因事立題，閑適詩僅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傷詩則是“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詠嘆者。”這三類均是從詩歌內容著眼的分類。至于雜律詩，卻是從形式方面著眼的：“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等等。就這四類詩歌來說，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諷喻詩，原因在于這類詩是他“兼濟之志”的具體體現，所以也就將之放在第一類的位置�？墒�，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諷喻詩，恰恰又是人們所并不看重的。對之，當時的詩人已經深有察覺：“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1] 96102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說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說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詩歌本質是存在偏差的。本來，文學藝術是人類求證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創(chuàng)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種特殊方式。這種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們所喜愛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夠予以創(chuàng)新的文學作品，是能夠提供給人們不同于生活實際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長恨歌》與《琵琶行》確實是“諷喻詩”所遠遠比不了的。那么，作為詩人的白居易為什么不了解這一點呢?或者說，他為什么看重人們所看輕的對象呢?這顯然又與他的文學觀念分不開。在白居易看來，詩歌應該是“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樂府序》所言：在于“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自然，這是一種政治功利很強的文學觀念。由于這樣的觀念，而諷喻詩恰恰是具體貫徹、體現這一觀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來，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換句話說，在白居易那里，詩歌并不是用來以抒發(fā)個人情感和體現審美追求為主的，而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的。

　　應該說，中國古人的文學觀念中，由于政治意識的干預，往往有著突出的教化色彩，與之相應，政治因素的滲入也就順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會實際中，人們還不可能對政治有全面的、正確的理解，因而也就難以很好地解釋并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尤其是，在文化資源并不發(fā)達的時代，各個方面都想通過文學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自然，統(tǒng)治者也就更不會放過文學能夠為政治服務的功能，從而對之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來。而對于參政熱情濃郁的文人和作家來說，也往往響應著、實踐著文學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主張和理論也就成為了一條明顯的主線。在這樣的歷史環(huán)境中，作為封建官員且具有高度參政熱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詩歌主張，表達他的文學觀念，也就不難理解了。

　　作為一代大詩人的白居易，其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以及社會效果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生動的案例，客觀上倒是有利于我們很好地理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如何在創(chuàng)作中正確對待政治的介入。

　　很顯然，作為生活實際中的重要內容，政治是任何人(包括作家)都難以回避的，自然，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所回避不了的。然而，文學畢竟不是政治學，她也可以不表現有關政治治理的內容，再加上特定歷史時期政治對文學的傷害，也使得有人提出文學應該遠離甚至脫離政治�？墒�，某作家的遠離政治并不意味著所有作家都能夠脫離政治，所以，我們應該探討的并不是文學表現不表現政治的問題，而是如何表現政治的問題。更何況歷史上既表現了政治內容又具有很高文學價值的創(chuàng)作并不少見呢?比如屈原的《離騷》、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等等。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離騷》。作為屈原的代表作，作為中國古代最長的一首抒情詩，《離騷》敘述了詩人的出生和成長，尤其是敘述了自己如何輔佐楚王進行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因為觸動了有些人的利益，遭受到了圍攻和打擊，而楚王也聽信讒言，不再信任他，并放逐了他。在遭受打擊后，詩人重華陳詞，上扣天闕，下求佚女，靈氛占卜，巫咸勸阻，歷數歷史上的有關政治人物，辨析著行為的是是非非，選擇著自己的何去何從。很明顯，《離騷》中的敘事和抒情都有著濃郁的政治色彩。但是，誰都承認，屈原的《離騷》其情感之充沛、想象之豐富、形象之生動，都是之前的文學史上所沒有的。也可以說，《離騷》是屈原在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后，對其情感實際的一次充分的抒發(fā)，或者說，它是以情感為主的，而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改變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正如司馬遷所說：“離騷者，蓋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賈生列傳》)由此也可以說，文學的功能在于她能夠通過對人們思想感情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上，在于不同于其他因素的“文學的”內容上，而并不就是表現在她對社會的立竿見影的作用上，所謂的“無用之用”，正是這方面的意思。真的將“補察時政”作為文學的目的的話，此時的“文學”不過是成為了包裹政治性內容的外衣，實質上是等同于調查報告、社情民意等行政文書的，或者說讓調查報告、社情民意的內容更易于大家閱讀和傳頌罷了。在《策林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辭賦)》中所說的“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客觀上更充分地說明了白居易的文學觀念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傾向，或者說，他的文學觀念中有著濃郁的政治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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