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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全文及鑒賞
賞析通過鑒賞與分析得出理性的認識，既受到藝術作品的形象、內容的制約，又根據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藝術觀點和藝術興趣對形象加以補充和完善。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全文及鑒賞，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唐代：杜甫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
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譯文
拉弓要拉最堅硬的，射箭要射最長的。射人先要射馬，擒賊先要擒住他們的首領。
殺人要有限制，各個國家都有邊界。只要能夠制止敵人的侵犯就可以了，難道打仗就是為了多殺人嗎？
注釋
挽：拉。
當：應當。
長：指長箭。
擒：捉拿。
前四句極像謠諺，可能是當時軍中流行的作戰(zhàn)歌訣。馬目標大易射，馬倒則人非死即傷，故先射馬，蛇無頭而不行，王擒則賊自潰散，故先擒王。擒王句乃主意所在，下四句便是引伸這一句的。
亦有限：是說也有個限度，有個主從。正承上句意。沈德潛《杜詩偶評》：“諸本殺人亦有限，惟文待詔（文徵明）作殺人亦無限，以開合語出之，較有味。”不確。
列國：各國。
疆：邊界。
自有疆，是說總歸有個疆界，饒你再開邊。和前出塞詩第一首中的“開邊一何多”照應。
茍能：如果能。
侵陵：侵犯。
豈：難道。
最后兩句是說如果能抵制外來侵略的話，那末只要擒其渠魁就行了，又哪在多殺人呢？張遠《杜詩會粹》：“大經濟語，借戍卒口中說出。”在這里我們相當明顯的看到杜甫的政治觀點。
鑒賞
作者是唐代詩人杜甫，詩人先寫《出塞》九首，后又寫《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區(qū)別。《前出塞》是寫天寶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的時事，意在諷刺唐玄宗的開邊黷武，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較有名的一篇。 詩的前四句，很象是當時軍中流行的作戰(zhàn)歌訣，頗富韻致，饒有理趣，深得議論要領。所以黃生說它“似謠似諺，最是樂府妙境”。兩個“當”，兩個“先”，妙語連珠，開人胸臆，提出了作戰(zhàn)步驟的關鍵所在，強調部伍要強悍，士氣要高昂，對敵有方略，智勇須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如數(shù)家珍，宛若總結戰(zhàn)斗經驗。然而從整篇看，它還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襯筆。后四句才道出赴邊作戰(zhàn)應有的終極目的。“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詩人慷慨陳詞，直抒胸臆，發(fā)出振聾發(fā)聵的呼聲。他認為，擁強兵只為守邊，赴邊不為殺伐。不論是為制敵而“射馬”，不論是不得已而“殺傷”，不論是擁強兵而“擒王”，都應以“制侵陵”為限度，不能亂動干戈，更不應以黷武為能事，侵犯異邦。這種以戰(zhàn)去戰(zhàn)，以強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論，安邊良策；它反映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張會在《杜詩府粹》里說，這幾句“大經濟語，借戍卒口說出”。從藝術構思說，作者采用了先揚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謠諺體開勢，講如何練兵用武，怎樣克敵制勝；后四句卻寫如何節(jié)制武功，力避殺伐，逼出“止戈為武”本旨。先行輔筆，后行主筆；輔筆與主筆之間，看似掠轉，實是順接，看似矛盾，實為辯證。因為如無可靠的武備，就不能制止外來侵略；但自恃強大武裝而窮兵黷武，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詩人主張既擁強兵，又以“制侵陵”為限，才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很有體會地說：“上四（句）如此飛騰，下四（句）忽然掠轉，兔起鶻落，如是！如是！”這里說的“飛騰”和“掠轉”，就是指作品中的奔騰氣勢和波瀾；這里說的“兔起鶻落”就是指在奔騰的氣勢中自然地逼出“擁強兵而反黷武”的深邃題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議論取勝的作品較少，而本詩卻以此見稱；它以立意高、正氣宏、富哲理、有氣勢而博得好評。
創(chuàng)作背景
天寶十一載（752年），四十歲的杜甫寫的《前出塞》是一系列軍事題材的詩歌。這個時期還是唐朝的生長期，伴隨著生長期的，是唐朝在軍事上的擴張期，朝廷上上下下的預估大多是樂觀的，杜甫卻對唐玄宗的軍事路線不太認同。
作者簡介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祖籍襄陽（今屬湖北），自其曾祖時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義西南）。唐代著名現(xiàn)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大李杜”，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自幼好學，知識淵博，頗有政治抱負。唐玄宗開元后期，舉進士不第，漫游各地。后寓居長安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貧困，逐漸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有較深的認識。后靠獻賦才得授小官。安史之亂爆發(fā)、長安失陷后，他曾被困城中半年，后逃至鳳翔，被唐肅宗拜為左拾遺，世稱“杜拾遺”。長安收復后，隨肅宗還京，又被外放為華州司功參軍。期間創(chuàng)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后棄官移家至成都，一度在劍南節(jié)度使嚴武幕中任參謀，被表授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世稱“杜工部”。晚年攜家出蜀，于大歷五年（770年）冬在輾轉途中逝世，享年五十九歲。
杜甫善于運用各種詩歌形式，尤長于律詩，風格多樣，而以沉郁為主；語言精練，具有高度的表達能力。繼承和發(fā)展《詩經》以來注重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優(yōu)良文學傳統(tǒng)，成為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發(fā)展的又一高峰，被后人公認為詩歌史上的“集大成者”。他的人格，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自晚唐兩宋后，杜甫逐漸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世尊稱他為“詩圣”，稱其詩為“詩史”。其傳世作品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是漢武帝時期酷吏杜周的后代。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提及，自己是西晉名臣杜預的“十三葉孫”。杜預的第三子杜耽為杜甫的先祖。
杜氏祖籍襄陽（今屬湖北），至曾祖父杜依藝時，因官居鞏縣縣令，遂遷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于唐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于鞏縣。祖父是杜審言，唐中宗時官拜國子監(jiān)主簿、修文館直學士，是與沈佺期、宋之問齊名的詩人。父親杜閑，為杜審言的長子，官至兗州司馬。杜甫對這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又有詩歌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家庭，是很引為驕傲的。他的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杜甫自述“舅氏多人物”“吾舅盡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讀書游歷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huán)境優(yōu)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而后“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到十四五歲，就“出游翰墨場”。
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后的詩歌創(chuàng)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后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里欣賞過畫圣吳道子畫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后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夸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可見他自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并非虛言。
元 佚名《杜甫像》
杜甫生當“開元全盛日”，當時農村經濟繁榮，交通也很發(fā)達，在許多積極追求功名的青壯年讀書人中，盛行著全國漫游的風氣。開元十九年（731年），十九歲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第二年漫游吳越，歷時數(shù)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又回故鄉(xiāng)參加“鄉(xiāng)貢”。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因父親杜閑時任兗州司馬，故杜甫赴兗州省親，并與蘇源明等往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xiàn)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于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青少年時期杜甫不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四載（745年），杜甫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范野人。二人還互贈了詩篇：杜甫贈李白的詩說：“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白贈杜甫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后就再也沒有見面。
困頓長安
杜甫一生引為“快意”的讀書游歷時期，到三十四歲就結束了。
天寶五載（746年），杜甫回到長安。這時長安的浪漫游樂風氣尚未過去，漢中王府、鄭駙馬宅等貴族達官第宅都向他開過門。但杜甫來長安的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參加科舉考試，謀取官職。天寶六載（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里，他一面陳述“致君堯舜”的抱負，同時也傾訴了干謁權貴的悲憤與辛酸。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連續(xù)三天舉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預先在天寶九載（750年）冬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宰相出題，在集賢院考試他的文章。而召試的結果，只是說他“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只給了一個候選官吏的資格。到了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為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一說任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但杜甫在《官定后戲贈》題下原注曰：“時免河西尉，為右衛(wèi)率府兵曹。”而唐人元稹及宋人所修《新唐書》卻提及杜甫為“胄曹參軍”，故其官職尚存爭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陜西省蒲城縣）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這一時期，備受饑寒疾病折磨的杜甫認清了統(tǒng)治集團的腐化面目，對廣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難，對國運的危機，也有了越來越深廣的感受和認識。除《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外，他還寫下了《兵車行》《麗人行》等陳述時弊的詩作。
戰(zhàn)亂流離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起兵范陽，安史之亂爆發(fā)。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靈武市），是為唐肅宗。這時的杜甫正帶著妻子兒女從奉先北上三川，剛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聽到了肅宗即位，及時安頓了家屬，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
在被關押期間，杜甫目睹淪陷后的長安面目，創(chuàng)作了《悲陳陶》《月夜》《春望》等一系列“詩史”名作。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fā)展，還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zhèn)西北庭節(jié)度使李嗣業(yè)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強烈的愛國熱情。
入朝與被貶
至德二載（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他這個入仕不滿一年就逢戰(zhàn)亂的小官，能夠擔任這個天子近臣的諫官，內心是非常激動的。他半生以來抱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愿，現(xiàn)在覺得時機到來了。但是任拾遺不到一月，杜甫就遇到肅宗罷房琯宰相之職的大事，他上疏營救。肅宗因為聽信賀蘭進明的挑撥，以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問，幸而新任宰相張鎬、御史大夫韋陟解救說：“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才免予刑事處分，只下了一紙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這次回家，杜甫寫出了《北征》《羌村三首》兩篇杰作。
當杜甫在羌村短暫休息的時候，唐軍于九月收復了長安，十月收復了洛陽。肅宗回到長安后，杜甫也在十一月從鄜州帶著家眷回長安，繼續(xù)任左拾遺。本來杜甫在回鄜探親時已敏感到肅宗對自己的疏遠，但他未必覺察到已被投閑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肅宗的眼中釘，更不會覺察到肅宗及其心腹李輔國等人正在羅織所謂“房黨”，包括賈至、嚴武、劉秩等，還有杜甫。所以乾元元年（758年）春，他還與王維、岑參一起寫了《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的頌圣詩。隨后不久，賈至、房琯等先后被貶，杜甫也同時被貶為華州（今陜西華縣）司功參軍。
四度行役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jié)度使率師北上，討伐安慶緒。唐軍出師不久，就取得渡黃河、圍鄴城的勝利。杜甫在這年冬天來到離前線不遠的東都洛陽，一方面探視洛陽東偃師土婁莊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問官軍圍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聽說鄴城不日可得，非常興奮地寫下了一首長詩 《洗兵馬》，以作期望。
杜甫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著官軍收復鄴城，生擒安慶緒的時，在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萬官軍就因為節(jié)度不一，在鄴城外圍遭遇潰敗（參見詞條鄴城之戰(zhàn)）。郭子儀率朔方軍退守河陽。杜甫也就在東京兵荒馬亂中，經新安、石壕、潼關，回到華州。一路上目睹官吏們不顧百姓死活，處處強迫征兵拉伏，只聽見婦孺老弱在傾訴、啼哭，同時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積極支援官軍。這一次途中見聞，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寫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組詩，后人 簡稱為“三吏”“三別”的不朽名作。這六首詩不僅寫出人民為戰(zhàn)爭付出的代價，而且寫出人民奮不顧身的自我犧牲的精神。
回到華州，旱災的威脅就開始了，人民在天災加戰(zhàn)爭負擔雙重壓迫下毫無活路。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面對污濁的時政與無法遏制的饑荒，他只能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棄官不做，帶著家小遠走秦州（今甘肅天水），另謀生路。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東柯谷、西枝村覓一塊隱居之地，但是這個羌胡雜居，吐蕃勢力又不斷擴張的地方，他無法久住下去。不過在秦州留下的三個多月中，卻在他詩卷中增加了不少邊塞題材的新作（《秦州雜詩》《寓目》等）。到了十月，他懷著“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的念頭，又領著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肅成縣）。可是奔波了幾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這種種慘痛經歷都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 一個多月，杜甫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從秦州到同谷、又從同谷到成都這兩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計劃地寫了《青陽峽》《木皮嶺》《飛仙閣》《五盤》《劍門》等二十四首紀行詩，每段十二首，記述了自己一步步走過來的山川勝跡的真實面貌。這一年中，杜甫“一歲四行役”，從洛陽到華州、華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劍南，可以說這是他艱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變化最大、詩歌創(chuàng)作空前豐收的一年。
客居蜀中
杜甫全家初到成都時，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著“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全家人的生活不僅可以暫時維持，而且從第二年就開始經營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了。在戰(zhàn)亂中奔波多年的杜甫，總算有了個棲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著種樹、種竹、種菜，一面還得為完成營建工程， 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縣去訪問乞貸于親友，他步行或乘舟來往，無意中就寫成了《為農》《田舍》《水檻遣心二首》《客至》《進艇》等不少怡情適意的小詩。可惜，好景不長，上元二年（761年）五月，杜甫草堂邊的一棵有兩百年壽命的柚樹被暴風連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場暴風，使他全家“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他在不眠的長夜里，不禁從自家的苦難想到天下無數(shù)流離失所的人民，于是奮筆寫下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名句。在此期間，朝廷曾補授杜甫為京兆功曹參軍，但他未去就職。
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杜甫的老友嚴武由綿州刺史升任兼管東西兩川的節(jié)度使。上元三年（762年）春夏，杜甫和嚴武多次往來訪問，在唱和詩篇中，嚴武曾勸他出來做官，他則希望嚴武能理解自己疏懶的個性。同 年四月，玄宗、肅宗父子兩人相繼去世，唐代宗即位，七月召嚴武入朝。杜甫親自送嚴武到綿州奉濟驛才分手，不料這時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在成都發(fā)動了叛亂，嚴武被亂兵阻隔，不得出劍門，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轉 到梓州，依靠“李梓州”“嚴二別駕”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亂被高適鎮(zhèn)壓，但動亂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屬移到梓州來，并打算離東川，投三峽，赴西京。
這時，中原戰(zhàn)局大有好轉，代宗即位后命長子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仆固懷恩為副元帥，討伐史朝義。廣德元年（763年）正月， 史朝義被迫自殺，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復。消息傳到梓州，杜甫高興得熱淚橫流，寫下了“平生第一快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但他全家仍在梓州逃難，難以回到家鄉(xiāng)。同年，嚴武再度入蜀任職。杜甫得知嚴武重來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廣德二年（764年）春又從閬州領著妻子趕回成都。三月，杜甫剛回到成都，嚴武就啟奏他為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后人因此稱杜甫為“杜工部”。回到草堂，他本有一番修飾環(huán)境的打算，遠近的鄰居朋友也想一一相會，但一入節(jié)度使官署，就進入練兵備戰(zhàn)的氣氛中。七月，嚴武親臨前線，寫下《軍城早秋》詩，杜甫于九月寫了和詩《奉和嚴大夫軍城早秋》，贊美嚴武破吐蕃七萬余眾，拔當狗、鹽川的勝利。杜甫在幕府半年，生活拘束，與同僚之間亦難免有“分曹失異同”的不愉快糾紛，最后在永泰元年（765年）正月三日辭幕府歸浣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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