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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心理分析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一位封建貴族階級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者,這已成為當代紅學研究者的共識。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進行審視,便不難發(fā)現(xiàn)賈寶玉是一位具有異常心理和變態(tài)人格的“特別”的叛逆省。本文擬通過對賈寶玉形象的心理分析,進一步透視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獨特社會人生見解。更加準確地把握《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豐富而又復雜的文化意蘊。
一、“從心理學的角度,國內(nèi)學者一般認為:人格和個性含義相同,都是指個人比較穩(wěn)定的、各種心理特征的總和,包括認知、能力,情緒、氣質(zhì)、性格、行為及身體結(jié)構(gòu)等方面。人格就是一個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變態(tài)就是指個體心理狀態(tài)“偏離規(guī)范”[2]、“偏離常態(tài)”[3],賈寶玉心理、人格的偏離規(guī)范與常態(tài),最主要表現(xiàn)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這樣認為,賈寶玉是一個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賈寶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愛紅的癖好
《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向賈雨村介紹賈寶玉的奇異之處時,特意介紹寶玉滿周歲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huán)抓來玩弄”,這頗具預示性的細節(jié)揭示出人物的愛紅習性。在第十九回里,當襲人以不離開賈府為條件要求寶玉“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著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愛紅的毛病兒”,他雖口頭馬上答應,但第二天卻又“替他們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邊腮上都濺上了紅;第二十一回,賈寶玉于不覺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從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兒介紹胭脂的調(diào)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種種藝術(shù)描寫,無不昭示著一個基本事實,作為男性的賈玉玉愛紅確已成癖。他不顧父親和旁人的鄙視指責,硬要分享女兒們的專利,這“不長進的毛病兒”,顯然是“偏離常態(tài)”的變態(tài)行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國封建社會,男女兩性的社會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圍及內(nèi)容也迥然有別。“正位乎內(nèi)”的女性以閨房庭院為自己的生活范圍,以學習女紅、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為自己的人生職責。“正位乎外”的男性則以社會為人生舞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之責,因此,“士”階層中的大多數(shù)男性自覺地選擇了讀書—進仕做官這一人生道路。賈寶玉則與眾不同,他自幼喜歡在閨帷中廝混,自從住進大觀園后,更是“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環(huán)們一處,或讀書,或?qū)懽,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紅樓夢》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書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閨房生活為樂,從不考慮自己斥為一個男兒于家于國應盡的責任,誠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jīng)濟之道”,將八股文斥為“后人餌名的釣祿之所”,從不“潛心玩索。”他曾當面頂撞史湘云的規(guī)勸(第三十二回),并以受驚嚇為借口,逃避賈政對自己讀書情況的檢查(第七十三回)。這一切均表明賈寶玉在有意識的拒絕走傳統(tǒng)讀書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絕進入男性的社會角色定位,完全放棄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悖離“社會期待”。從《紅樓夢》前八十回的藝術(shù)描寫看來,他已經(jīng)十分習慣并非常喜歡那種“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內(nèi)帷中長期廝混下去。毫無疑問,這又是一種“偏離規(guī)范”的異常表現(xiàn)。
第三、性格女性化
從總體上看,賈寶玉的性格缺少男性應有的陽剛之氣,更多地呈現(xiàn)出女性的陰柔特征。他“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第九回),對黛玉是如此,對襲人、秦鐘等也是如此;他膽小,怕見父親,怕見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覺;他遇事無主見,既缺乏基本的應變能力,又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金釧兒被打被攆、晴雯被冤,盡管他心里頗覺不公,但卻無膽量挺身而出為她們辯解,當然更無能力去保護她們,除此之外,賈寶玉的多愁善感也相當突出。他常常發(fā)呆、掉淚,常常觸景生情,感傷不已。聽到黛玉的《葬花詞》,“不覺慟倒山坡上”,聯(lián)想不斷,以致于“心碎腸斷”(第二十八回);看見祝媽創(chuàng)土種竹,打掃竹葉,“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第五十七回);見杏花落聽雀兒啼,又傷心感嘆,發(fā)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賈寶玉這種敏銳的感受力、細致的觀察力以及豐富的聯(lián)想、脆弱的感情,無不反映出女性心態(tài)與性格特征,對此,可借心理學術(shù)語稱之為“性倒錯”,因為“性倒錯在第三性征上更象異性”[4]。
第四、奇特的兩性觀
在對男女兩性的總體看法上,賈寶玉是貶男尊女的。他有一句驚世駭俗的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第二十回)。這種男濁女清、尊女抑男的兩性觀在封建社會的父系文化系統(tǒng)中確屬罕見,尤其出自男兒之口,則更可謂空前,它是賈寶玉“偏離規(guī)范”、人格變態(tài)的重要標志之一。
此外,賈寶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為他增添了幾分女性的柔美。
現(xiàn)代心理學家認為,用來定義“變態(tài)”的詞語包括以下這些:越軌—指明顯不同于社會公認的行為標準的行為;異常—指與公認的規(guī)范很不同的行動;失調(diào)—缺乏行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與社會公認規(guī)范不相同的行為。“決定是否任何一個具體的個體是變態(tài)的最一致的標準是:①行為偏離、或不同于)那個社會的規(guī)范;②失調(diào)行為總是繼續(xù)和/持續(xù)存在;③人們內(nèi)部和/或人們之間活動的最終破壞程度”[5]。由此,我們可以判定賈寶玉的女性化實屬變態(tài),不僅今日的讀者能夠明顯地感覺到他心理和行為的異常、越軌和稀奇古怪,就是《紅樓夢》本身也多次指出這一點:小說第三回寫黛玉初見寶玉,作者引出所謂“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詞二首,以正話反說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對這一形象的總體評價,其一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nèi)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作者說此詞批得“極確”,它道出了賈寶玉性格行為與眾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張(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說中,最疼愛寶玉的賈母也說他就是與眾不同,最接近他的襲人說他:“性格異常”“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除此之外。書中還不時直接以“癡”“呆”“傻”“瘋”“怪”“狂”等字眼來形容他的變態(tài)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賈寶玉的女性化不僅引起了他人的非議,破壞了他與本階級多數(shù)成員的和諧關系,而且導致了他與以賈政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貴族階級的尖銳對立,導致了他與整個男權(quán)社會的嚴重脫節(jié),從而也最終導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機,這實質(zhì)上從另一側(cè)面證實了賈寶玉的女性化確為一種偏離規(guī)范的人格變態(tài)。
二、現(xiàn)代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一個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狀態(tài),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諸如生理、社會等內(nèi)外因素的影響,賈寶玉也不例外,《紅樓夢》對其變態(tài)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響賈寶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現(xiàn)代心理學家們所學的“遺傳基因”,也并非美學家們所謂“歷史積淀”,而是賈寶玉的前身—被女媧遺棄在青埂峰的石頭。秉自然靈秀之氣的仙石決定了賈寶玉的聰明靈秀,無補天之才的頑石則決定了他的“于國于家無望”,石頭的前身賦予了寶玉正邪兩極之性,使“其聰明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千萬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賦,必然鑄就賈寶玉具有偏離、異常因素的人格形態(tài)。
2.后天因素這里主要指寶玉的生活和成長環(huán)境。由于賈母的溺愛,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閨帷內(nèi)廝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環(huán)們呆在一起,極易染上較多的女兒脂粉氣。住進大觀園,更是進入了女兒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護、偏愛、溫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興兒所說:“他長了這么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jīng)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環(huán)璄中長大的賈寶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難免。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一個人后天的生活環(huán)境尤其是教育條件在其心理發(fā)展上起著重要甚至是主導作用。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現(xiàn)代紅學家們更多地強調(diào)了后天的因素,認為在大觀園這個女兒國內(nèi),生活風氣比較干凈,封建禮教的統(tǒng)治相對薄弱,賈寶玉較少地受到外界污濁風氣的影響,可以比較自由的生活,大膽閱讀一些具有市民意識和民主要求的雜學野史,有較多的機會了解青年女奴們的美好心靈和不幸遭遇以及貴族少女們的內(nèi)心苦悶,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認識本是相當正確、無可非議的,但問題在于叛逆并不意味著要以女性化變態(tài)形式表現(xiàn)出來,何況《紅樓夢》所提供的生活環(huán)境既不能完全說明賈寶玉異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學者所論,賈寶玉那種“已經(jīng)帶有初步民主主義色彩的先進思想,當然不是任何一個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的少年所能具備的”[6],更不能充分解釋他人格變態(tài)這一異,F(xiàn)象。
筆者認為,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更為強調(diào)的乃是賈寶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質(zhì)——與生俱有的頑性劣根,這一點可以從全書石頭下凡的基本構(gòu)思中看出,可以從寶玉一出生就與眾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從賈府上下之人難以理解寶玉的癡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第十九回又借襲人的心理活動強調(diào)了寶玉變態(tài)人格的先天屬性,“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出于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馳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十分明顯,賈寶玉性格和行為的異常與生俱有,祖母的溺愛、他人的影響以及父母拘管的不嚴等后天因素僅僅起著“放縱”作用,而非其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過大量的藝術(shù)描寫所要突出的,正是賈寶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頑愚劣根、癡狂本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寶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終也是由先天決定的。
當然,石頭前身決定賈寶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態(tài),這種構(gòu)思無疑是非科學的,曹雪芹作如此藝術(shù)處理,目的并非要給世人講一個優(yōu)美的神話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眾審美心理對神話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認同與欣賞來實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圖。幼年、少年賈寶玉的思想性格顯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與人生觀,曹雪芹強調(diào)寶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開篇便集中筆力塑造一位嶄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從其奇異之處來突出強調(diào)這位叛臣逆子的無可救藥及其與本階級的勢不兩立,從而更為鮮明地表現(xiàn)出自己獨到而又深刻的現(xiàn)實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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