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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黃溪聞猿》唐詩鑒賞
入黃溪聞猿
柳宗元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
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柳宗元唐詩鑒賞：
這首詩作于永州(今湖南零陵縣)。永州在當(dāng)時屬偏僻荒涼之地，奇山異水很多。詩人于永貞元年(805)貶為永州司馬后，因司馬是個閑官，加之心情抑郁憤懣，常寄情山水，形諸筆墨，排憂解愁。正如詩人自云：“仆悶則出游。”(《柳宗元集》)著名的“永州八記”等文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寫成的。詩人因此被后人譽為“游記之祖”。故《新唐書》本傳說他“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這首五絕正是詩人懷著“堙厄感郁”之情，“自放山澤間”時所作。
黃溪，在永州東面，距州治七十里，是環(huán)永州城百里內(nèi)名山水之最佳處。兩山墻立相連，崖峭巖窟為缺，花木駢植，與山升降;淺水處多石，小者平布于底，大者可坐飲食;深水為潭，若剖大甕，積水莫測..《柳宗元集·游黃溪記》有生動介紹，可資參讀。
其文末記時為“元和八年(813)五月十六日”�！度朦S溪聞猿》可能同出一時，只不過一為文，詳記黃溪之游，一為詩，直抒個人感慨。
首句緊承“題中意”而來，從“溪略”寫起，使人開篇即進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間小溪境界。開宗明義，單刀直入，省去許多閑筆。“千里”極言“溪路”之長，“曲”字極繪“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見“溪路”依山就勢、蜿蜒曲折之態(tài)。次句點題，寫“聞猿”。“哀猿何處鳴?”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時斷時續(xù)，此起彼伏，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山勢之陡峭，森林之莽蒼，“溪路”
曲折回旋，山水相連又相隔，盡在不言之中。正因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處鳴”。“猿”前著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詩人此時，正處在寂寞、凄愴、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聞“高猿長嘯，屬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zhuǎn)久絕”(酈道元《水經(jīng)注·江水》)。以上兩句，一從視覺上寫“溪路”，一從聽覺上寫“猿鳴”，而“千里曲”與“何處鳴”又互相映襯，“入黃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這樣寫，尚屬平常，當(dāng)讀到三四句時，才使人品出“奇趣”來。詩承上，緊扣“聞猿”寫感受。君不聞：“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同上)寫的是古代漁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聞猿鳴而下淚，倍感其聲凄厲。詩人呢?理當(dāng)“猿鳴三聲淚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詩卻說：“孤臣(詩人貶后自稱)淚已盡，虛作斷腸聲。”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貶邊州，申訴無效，前途無望;淚已流干，愁腸寸斷;這哀猿聲聲，徒自空嘯，我哪里還有淚可流，哪里還有腸可斷啊?這看似“反常”的寫法，卻更深沉地道出了詩人難以言狀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極度的惆悵和痛苦!“長歌當(dāng)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魯迅《記念劉和珍君》)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故清人沈德潛評此詩曰：“翻出新意愈苦。”(《唐詩別裁集》)又說：“柳州詩長于哀怨，得《騷》之余意。”(同上)這些評述均中肯綮。
此詩頭二句寫景，景為情設(shè);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說。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蘇東坡曾說：“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全唐詩話續(xù)編》卷上引惠洪《冷齋夜話》)
詩人聞哀猿長嘯，不寫“淚沾裳”而說“淚已盡”，不寫“腸欲斷”而說“腸已斷”，由此帶出一個擲地有聲的“虛”字來—— “虛作斷腸聲”。就本應(yīng)“猿鳴三聲淚沾裳”的常理來說，是“反常”;就實際“孤臣淚已盡”的心境來說，又是“合道”—— 合乎淚盡愈苦之道。所謂“翻出新意”，所謂“奇趣”，正在這“反常合道”之中。詩人所以“自放山澤間”，原是為了借山水以遣悲懷，然而結(jié)果正如李白所說借酒澆愁一樣，“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掩卷沉思，詩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遠，都包孕在這二十字之中。詩的藝術(shù)魅力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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