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定位
【導讀】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fā)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王安石變法以發(fā)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后又一次規(guī)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定位
明代學者王夫之曾言：“北宋滅亡，始于司馬光，”此言過矣。北宋滅于徽、欽二帝手上，并不是司馬光教唆宋徽宗那么荒唐的。從遠因上講，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實自仁宗朝就出現(xiàn)了，也算不到司馬光頭上去。
王夫之有些以偏概全的習慣，而且他的這種思維方式還很容易被人接受，比如，我本人在深入了解王安石變法之前，就曾持有一種假設：王安石這種王朝中期的變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現(xiàn)在看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個偽問題。
這一問題的潛在前提是，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變法是其“中期改革”，進而又提出，這次變法能否影響整個宋史發(fā)展過程的問題。其實，將振衰起亡的使命賦予王安石變法頭上，或將北宋滅亡的原因歸于司馬光身上，其潛在的思路是將歷史視作一個既定的完整發(fā)展鏈條，而司馬光和王安石是這個鏈條上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但這只是事后的看法，是在歷史已經成為歷史之后的看法�？蓺v史本身不是一個完整有序的鏈條，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構成的，設使后來繼任的`皇帝不是輕佻浮薄、有輕微精神病癥狀的宋徽宗趙佶，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趙光義的話，那么宋史完全可能改寫。
以這種歷史觀來觀照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王安石變法對宋史以及對中國歷史，并沒有產生我們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沒搞強一個國家，也沒搞垮這個國家，他讓這個國家富了，也給官員腐敗胡鬧提供了物質條件，但也就僅此而已了。對這個王朝后來命運的影響，還不如仁宗朝積累下了的一百多萬冗兵呢!司馬光的影響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號稱能讓人明智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他有些書呆子氣地堅持一種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當政時間，雖然盡罷新法，但在他去世后，變法派又卷土重來，新法又恢復了一陣子。此后，變法派與反變法派的拉鋸戰(zhàn)仍持續(xù)了好一陣子。他本人對宋代政治史的影響可謂微乎其微，就其實際效果而言，還不如開封滅亡時的騙子道士郭京。說北宋之亡始于司馬光，言過其實了。
說到底，王安石變法及司馬光的反對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沒有亡宋、也沒有興宋。
可是，對這么一個實際作用并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么后世給與這么大的重視呢?
這也許是因為它涉及到了國家的使命與職能這一更為持久的問題。每當那些雄心勃勃、有強烈進取心的人物當政后，就要尋找歷史根據(jù)，就要拿一切歷史上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據(jù)，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變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當下的要求拔高變法的意義。而一旦那些只圖安定、不思進取、維持現(xiàn)狀的人當政，便會將“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理念抬出來，司馬光便成為先知先覺的圣賢，王安石則作為反面對象出現(xiàn)。
說到底，歷史沒有變化，變化的永遠是活人的現(xiàn)實需要，每一時代的人們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讀歷史，包括我們自己。而未來的歷史，永遠是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偶然性，我們不會知道未來是個什么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