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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修改數(shù)次終成千古絕句
根據(jù)民間流傳的說法，寫這首《泊船瓜洲》的原因最初原因只是源于一個字，而經(jīng)過了王安石前前后后改了十幾次，終于成為了千古絕句。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王安石修改數(shù)次終成千古絕句，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王安石《泊船瓜洲》
提到王安石，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宋神宗年間的變法，雖然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新法遭到守舊派的抵制，最終被廢，歷時近十五年的變法失敗了。其間，王安石主持的變法，使得當時國家的各項弊端有所改觀，其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是他從政的一大功績，被銘記史冊，流芳千古。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之外，王安石在文學領域也有著一定的地位和成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生平寫詩著書豐厚，給后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俗話說：“千錘百煉出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句話用來形容王安石最貼切不過了。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有一首七言絕句詩，叫《泊船瓜洲》。其試如下：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尤其是這首詩的最后兩句，被稱為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句，經(jīng)久不衰。
譯文：
京口和瓜洲不過一水之遙，鐘山也只隔著幾重青山。
溫柔的春風又吹綠了大江南岸，可是，天上的明月呀，你什么時候才能夠照著我回家呢？
注釋：
1.泊船：停船。泊，停泊。指停泊靠岸。
2.綠：吹綠。
3.京口：古城名。故址在江蘇鎮(zhèn)江市。
4.瓜洲：鎮(zhèn)名，在長江北岸，揚州南郊，即今揚州市南部長江邊,京杭運河分支入江處。
5.一水：一條河。古人除將黃河特稱為“河”，長江特稱為“江”之外，大多數(shù)情況下稱河流為“水”，如汝水、漢水、浙水、湘水、澧水等等。這里的“一水”指長江。一水間指一水相隔之間。
6.鐘山：在江蘇省南京市區(qū)東。
創(chuàng)作背景：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居江寧（今江蘇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長大的，對鐘山有著深厚的感情。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為同乎章事（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由於反對勢力的攻擊，他幾次被迫辭去宰相的職務。這首詩寫於熙寧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進京之時。
《泊船瓜洲》的寫作時間長期以來也有爭議，雖然都認為寫于王安石晚期，但具體的說法主要有三種意見：
�、偎紊褡谖鯇幵辏�1068），王安石自江寧府赴京任翰林學士，途經(jīng)瓜洲后所作；
�、谏褡谖鯇幤吣辏�1074），王安石第一次罷相自京還金陵；途經(jīng)瓜洲時所作；
③神宗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寧赴京途經(jīng)瓜洲時所作。
賞析：
“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間’，以愉快的筆調(diào)寫他從京口渡江，抵達瓜洲，‘一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次句‘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以依戀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顧，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的生機盎然的景色與詩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諧合，‘春風’一詞，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對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溫暖的春風驅(qū)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chuàng)變法的新局面。‘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nèi)心的矛盾，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愿，這種心愿，至結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強化政治色彩來解析《泊船瓜洲》詩的詩意，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這樣的解析，卻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處：詩人既想早日辭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于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辭官的想法，這二者猶如水火，是難以相容的。也有論者斷言，詩人此次復出還政，可謂春風得意，大喜過望，那所謂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戀鄉(xiāng)情緒，不過是虛晃一槍的矯情之詞而已，是不可以認真對待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骨子里說的是對皇恩的感激，是對新法實施前景的樂觀描繪，是詩人內(nèi)心的還朝施政喜悅的移情于景，詩的感情基調(diào)是歡快的，樂觀的。
上述兩論，是歷來解讀《泊船瓜洲》詩的論點中最具代表性的，但把該詩作為政治抒情詩來解讀，是既不符合詩人作詩時特定的際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詩作自身建構的藝術形象的內(nèi)蘊的�！恫创现蕖窇且皇准兇獾泥l(xiāng)愁詩，它的感情基調(diào)應是憂郁傷感的，是毫無輕松、喜悅、樂觀的色彩可言的。
詩人寫作此詩時，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幾年來，圍繞著新法舊法，朝廷上無休止地爭論和攻訐，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艱難。因而本來就有些消極思想的王安石，在經(jīng)歷了兩次因推行新法而罷相的坎坷遭遇之后，心力交瘁，對從政產(chǎn)生了強烈的厭倦感。罷官期間，他曾寫下了許多描繪自然風光、抒寫閑情逸趣的詩作。對于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兩次辭官而未獲準。因而他這次的上任，從心情上說，是十分勉強的。而在他上任以后，又多次請求解除宰相職務，并終于在復出后的第二年，如愿以償?shù)卦俣攘T相，重又回到家鄉(xiāng)江寧，過起了舒心適意的隱居生活。
從這次短暫的復出過程可以看出，重新還朝施政并非王安石所期盼的，所熱衷的，相反地他還把復出視為畏途而屢拒屢辭。顯而易見，在這樣的際遇心境下寫作《泊船瓜洲》，也就難免不在字里行間注滿憂郁、傷感、消沉的感情了，也就難免不對即將遠離的家鄉(xiāng)懷有深深的眷戀之意了，他又怎么可能會以“春風又綠江南岸”喻皇恩浩蕩，抒發(fā)什么如愿以償?shù)臑閺统龆老驳母星槟兀?再從詩作本身看。詩的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為全詩定下了憂郁、傷感的感情基調(diào)，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詩人對復出還政并無如愿以償?shù)南矏偅鼰o急不可待的熱切。相反，詩人還遠沒有到達京城，家鄉(xiāng)還未從視線中消失，內(nèi)心里就已真誠地發(fā)出了回家鄉(xiāng)的念頭，這思鄉(xiāng)之情還不深切真摯嗎？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時”送我而還？仕途險惡，吉兇難測，那“何時”二字是詩人發(fā)自肺腑的一聲沉重嘆息，蘊含了詩人對險惡仕途的擔憂，對施行新法前途的顧慮。詩意憂思深切，格調(diào)也十分蒼涼，是如聞其聲的一聲喟然長嘆，是詩人抑郁消沉心態(tài)的真實自然的流露。
從結句定下的鄉(xiāng)愁沉重憂切的感情基調(diào)反觀，“京口瓜洲一水間”也不可能是在時間上強調(diào)船行之快來寫詩人心情的輕松愉快了，它與“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一樣，都是從空間上強調(diào)家鄉(xiāng)的山山水水離此時旅次江北瓜洲的詩人距離之近。此時詩人“泊船瓜洲”，回首南望，那熟悉而親切的“京口”僅一水相間，“鐘山”也只隔數(shù)重山，真是近在咫尺。但空間距離上的近，卻反襯了詩人心理距離上的遠。因為家鄉(xiāng)雖如此之近，但可望而不可及，看近實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距離還會越來越大，更何況這一去又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這家鄉(xiāng)的山山水水，甚至他可能還會更為悲觀地想到，將來還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
詩人在這里運用了以近寫遠、相反相成的藝術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現(xiàn)了詩人憂惋深切、無可奈何的傷感心情，展現(xiàn)了詩人心靈深處的巨大的失落感、孤獨感。其實，一水長江，數(shù)重大山，相間相隔的空間上的距離也是很大的，詩人反以近寫之，也是為了強調(diào)詩人對家鄉(xiāng)的強烈依戀，是戀戀不舍的思鄉(xiāng)愛鄉(xiāng)眷鄉(xiāng)之情的自然流露，又何來輕松愉快的喜悅心情呢？
正因為這首詩的主旨是濃濃的鄉(xiāng)愁的抒發(fā)，所以詩的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重心，也不是像一般論者所說的落在了對江南春天美景的描繪上，它的語言重心不是“綠”字而是“又”字。而人們之所以特別欣賞“綠”的形容詞用作動詞對春天美景的生動形象、富有色彩感和感染力的描繪，原因就在洪邁的《容齋續(xù)筆》所記載的那一段膾炙人口的煉字故事上。其實王安石在這里并不是要刻意描繪江南春景之美麗，他把詩句的重心放在“又”字而非“綠”字上，他要表達的是“春風”尚且有情，還知道一年一度“又綠江南岸”，而詩人自己呢，卻不得不在“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時候，離開江南的家鄉(xiāng)，違心地重登仕途。這一去，前途吉兇莫測，不知何時才“又”能回到江南的家中呢？一個“又”字，融情于景，實在是詩人滿心難以排遣的無限鄉(xiāng)愁的真實寫照。
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于景的層層鋪墊作勢，結句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抒寫鄉(xiāng)愁的淋漓之筆，才水到渠成地直瀉出來，把鄉(xiāng)愁的抒寫發(fā)揮到了極致。由此看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并不是一首政治抒情詩，而是一首純粹的鄉(xiāng)愁詩。
王安石的這首《泊船瓜洲》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情感。實際上，當時王安石作這首詩的時候，也是經(jīng)過多次修改，反復推敲，最終才成就了這一首佳詩絕句。
王安石原稿的前兩句和最后一句沒有出入，比較滿意，尤其是第三句最初寫作“春風又到江南岸”，覺得不好，后來改為“過”字，讀了幾遍，又嫌不好，又改為“入”字，然后又改為“滿”字，換了十多個字，最后才確定為“綠”字： “春風又綠江南岸”，這才成就了一首完整的經(jīng)典之作。據(jù)《容齋隨筆》記載：“春風又綠江南岸”一句原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
由此可見，想成就一首好的詩句，抑或好的文章，就得像王安石那樣，需得反復修改，要有“千錘百煉出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那種執(zhí)著勁，否則，好的詩篇和文章亦不會輕易而成。
詩人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謚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延壽鄉(xiāng)(今東鄉(xiāng)縣黎圩鎮(zhèn)上池村)人，中國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jīng)濟產(chǎn)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時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著有《臨川先生文集》，現(xiàn)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著名散文《游褒禪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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