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朱自清先生與語文現(xiàn)代化
朱自清先生曾寫了一篇文章《魯迅先生的中國語文觀》，綜合引述魯迅先生對中國語文改革的看法，文中并未加入朱自清先生本人對這些觀點的價值性評說，但從朱自清先生不同時期的著述中也可看出，他對魯迅的語文觀是大體贊同的。五四運動帶來了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簡化字運動的持續(xù)高漲。這些運動所追求的就是中國語文的現(xiàn)代化：即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而朱自清先生同魯迅先生一樣，一直在倡導與追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主流。從五四時期在北京大學就學時起，直至后來近三十年的任教生涯，朱自清先生一直都關(guān)注著中國語文的改革運動，這并非全是出于這些運動在當時與他所從事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他不僅支持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主流學說與理論，而且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影響知識分子，這無疑起了推動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進程的作用。
在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白話文運動當屬最成功的，而在這成功的進程中，那些平易、新鮮、通俗明了的優(yōu)秀白話文作品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一個文學運動的最有力的推動者不是學說而是作品。在這些典范作品中，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更是得到眾口一辭的贊賞。在研究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大多都是評論他的散文，而且多著重于作品的分析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談到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的價值和作用，朱光潛先生的一段話極有概括性，他說：在寫語體文的作家之中他是很早的一位。語體文運動的歷史還不算太長，作家們都還在各自摸索路徑。較老的人們寫語體文，大半從文言文解放過來，有如裹小的腳經(jīng)過放大，沒有抓住語體文的真正的氣韻和節(jié)奏;略懂西文的人們處處模仿西文的文法結(jié)構(gòu)，往往冗長拖沓，佶屈聱牙;至于青年作家們大半過信自然流露，任筆直書，根本不注意到文字問題，所以文字一經(jīng)推敲，便見出種種字義上和文法上的毛病。佩弦先生是極少數(shù)人中的一個，摸上了真正語體文的大路。他的文章簡潔精煉不讓于上品古文，而用字確是日常語言所用的字，語句聲調(diào)也確是日常語言所有的聲調(diào)。就剪裁錘煉說，它的確是文;就字句習慣和節(jié)奏說，它的確是語。任文法家們?nèi)ネ魄盟�，不會推敲出什么毛�?可是念給一般老百姓聽，他們也不會感覺有什么別扭。因此，說到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在這方面的成就要和語體文運動共垂久遠的。
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一直相依發(fā)展。朱自清先生始終支持國語用活的方言北京話（當時稱北平話）做標準，他認為，國語應(yīng)該有一個自然的標準。他說：有人主張不必用活方言作標準，該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謂國語。而所謂國語就是從前人所稱的藍青官話。但個人藍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結(jié)果只是四不像罷了。我覺得總是有個活方言作標準的好。朱自清先生還以他本人為例來表明他的觀點，他說：雖然本人是蘇北人，但也贊成將北平話作為標準語，其中一個原因，是北平話的詞匯差不多都寫得出來。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對北方方言的使用也是有口皆碑，有學者對此評論說：北方方言的許多語句被他活生生地捉到紙上，生動、自然、親切，而且很有分寸。這又使人想到一個問題：能不能完全用一種方言比如北平話寫文章;用方言，文字才生動，才有個性，也才能在民間生根�？墒欠窖杂袝r就不夠用，特別在學術(shù)用語方面。并且若是全用北平話，也覺得流利的有點俗。朱先生在這方面的主張，是以北平話作底子而又不全用北平話。那也就包含一個結(jié)論，便是：我們文章的語言，必須是出于一種方言，這是語言的真生命;然后再吸收他種方言術(shù)語，加以擴大，成為自創(chuàng)的語言。 朱自清先生似乎對誦讀情有獨鐘，在他的著述中多處談到誦讀的話題。朱光潛先生曾回憶說：我們都覺得語文體必須讀得上口，而且讀起來一要能表情，二要能悅耳，所以大家定期集會，專門練習朗誦，佩弦對于這件事最起勁。朱自清先生認為白話文并非怎樣說就怎樣寫，而是對于說話，作一番洗煉的工夫。洗后仍是白話，那么就體例說是純粹，就效果說，可以引起念與聽的時候的快感。他認為，朗誦的發(fā)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的成長。只要把握住一個標準，就是上口不上口，即是朱自清先生心目中純粹的、理想的白話文。
在用白話文寫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標點符號的作用，他認為，標點符號和從前的圈點或句讀符號不一樣。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幫助讀者的了解;對于文字的關(guān)系是機械的。前者卻是用在文字里，幫助寫作者表達情思;對于文字的關(guān)系是有機的。因為用了標點符號，才有了新的句的觀點�，F(xiàn)在還有些人不大會用標點符號，先寫好了文字，再去標點起來。這真是所謂加標點了。后加標點的文字里，往往留著舊白話的影子。他把這原因之一歸于當初由胡適起草的標點符號施行條例，因為其中所舉的例句都是古書和文言，加上一些舊小說的白話，現(xiàn)代的白話文似乎沒有。他認為這種例句加上標點符號，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種標點符號的用處。而白話文之所以成為白話文，標點符號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標點符號的人，將標點符號當作文字的一部分，不當作文字外的東西。他們寫作時，隨著句讀標點下去;這是用進去，不是加上去。這些人的文字，現(xiàn)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話文發(fā)展過程中的歐化傾向引發(fā)了激烈的討論。朱自清先生對此則從時代發(fā)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討。他的態(tài)度應(yīng)該也與他曾在英國專修過語言學有關(guān)系。他認為時代處于向現(xiàn)代化邁進的.過程中，現(xiàn)代化的語言是比舊文言舊白話復(fù)雜得多、精密得多。這種精密也體現(xiàn)在文法的現(xiàn)代化上，即體現(xiàn)了分析的精神。他將白話文的歐化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模仿歐化語法，一般人行文時，往往有牽強不過的詞匯，讀起來感覺非常蹩扭。第二個時期注意到歐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這個時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評一些人的歐化是堆砌形容詞，使人眼花繚亂，語句艱澀等等的同時，也提出：現(xiàn)代寫作的人，大約不止我一個，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謂歐化與熟語化兩條路中間。他們求清楚，不得不歐化;他們求親切，又不得不熟語化。怎樣才能使歐化與熟語化調(diào)和得恰到好處，還待研究和練習。這是留心語言現(xiàn)代化的人所應(yīng)當努力的。白話文不但不全跟著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著傳統(tǒng)的白話走，卻有意的跟著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xiàn)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xiàn)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xiàn)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是不足怪的。語言的歐化在適應(yīng)和發(fā)展現(xiàn)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
白話文的歐化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交匯融合，而翻譯是介紹外國的文化到中國來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寫了《譯名》一文，專門談名詞術(shù)語的翻譯問題。談到借用外語時，朱自清先生認為：原來中國的六書文字同西洋音標的文字性質(zhì)本是格格難入，同他們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國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國，沒有什么新語輸進來;只有漢到六朝之間，印度哲學輸入，佛經(jīng)譯出的很多;結(jié)果也只是在中國文字里添了許多新詞，并沒有借用梵語的所在。直到近幾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詞的現(xiàn)象。至于西洋文字，因為同中國的文字相差的實在太遠了，所以一直沒有借用的事情。他們的音形都差的太厲害，就是借過來，要叫他普遍通行，讓人人明白他的意義，恐怕是千難萬難呢！主張
直接用外國原名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免了許多意義上的剝削，省了許多勞力。但是免了，省了，卻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傳播了。學術(shù)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國沒有的;要說借用，借用的字數(shù)一定非常之多;滿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國文的，不愿意看這四不像的東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傳播反阻礙了。朱自清先生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暫在相當?shù)淖g名的底下附寫原名讓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矯譯名歧異的弊;又可以漸漸教中國文有容納外國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國文的，也不至于向隅;這樣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雖不必義譯，也要拿中國字切出他的音。切漢音并不足損真，反能幫助他普及�？傊覀冏龇g的事情，是要介紹思想給那些大多數(shù)不懂外國文的人，是要促進國語的科學哲學的發(fā)展，認定這個主意便對。
1920年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文章，提倡使用簡體字，后又提出了《簡省現(xiàn)行漢字的筆畫案》，并認為這是治標的辦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胡適也于1923年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刊頭語》中說：中國小百姓做了一件驚人的革新事業(yè)：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chuàng)造與提倡。認為：這雖然不是徹底的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樁過渡的改革。由此，簡化字運動引起了廣泛的反響。朱自清先生對這一改革舉動給予了響應(yīng)，他在1927年寫的《現(xiàn)代生活的學術(shù)價值》一文中，肯定了簡化字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價值。他說：有人研究小學，研究《說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盡矣;至于破體俗字，那當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體俗字在一般社會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無理由可言;而且據(jù)魏建功先生說，這些字也并非全無條例，如歡省作歡，觀，省作觀，權(quán)省作權(quán)，勸省作勸，是很整齊的，頗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學家看來，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張東蓀先生的話，他說：凡文明都是有價值的;凡價值都是時代性的。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寫了《文字改革問題》。在文中，他就中國文字的走向問題說：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由來已久。近年的發(fā)展像是有兩個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簡化字（也就是所謂手頭字）。他認為，中國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處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張用拼音文字，不外兩個理由：第一，文字口語合一;重要的怕還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層辦不到，第二層似乎太理想，在中國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簡體字倒是實惠的辦法，簡體字在應(yīng)用方面還比較方便。他推崇陳鶴琴的觀點：拉丁化必須以國音做基礎(chǔ);中國漢字必須保存和改進。他認為對于樂意寫簡化字的學生不必像以前那樣去責備他們。同時，簡體字通行，教學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進步，別字必然減少。
今天，對于朱自清先生的語文觀已無需再多加評說，因為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及現(xiàn)狀都已經(jīng)給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積極的評價。在朱自清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再翻閱一下他的有關(guān)著述，捋一捋他有關(guān)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的論述、觀點，我們被朱自清先生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和改革意識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時代性的思維和卓識，對于今天的學術(shù)研究仍具有引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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