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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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原文及翻譯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撰而成。它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并稱“四書五經”。通行本《論語》共二十篇。下面小編為大家分享《論語》原文及翻譯，歡迎大家參考借鑒。

《論語》原文及翻譯

▼目錄▼
【一】作品原文	【七】主要影響
【二】注釋	【八】軼事典故
【三】譯文	【九】作品簡介
【四】作品鑒賞	【十】成書過程
【五】版本流傳	【十一】作品鑒賞
【六】人物生平	【十二】作品評價

　　【一】作品原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謹；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二】注釋

　　1．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小孔子9歲。曾皙：姓曾，名點，字子皙。曾參的父親，約小孔子20多歲。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小孔子29歲。公西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小孔子42歲。以上四人都是孔子的學生。侍坐：卑者在尊者身旁陪伴叫“侍”。單用“侍”是陪伴者站著。用“侍坐”指雙方都坐著；陪侍長者閑坐

　　2．率爾：輕率地、毫不思索地樣子。

　　3．千乘（shèng）之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古時一車四馬為“一乘”。能出車千乘的國家，在當時是一個中等國家。

　　4．攝：迫近。進而作“夾”講。

　　5．師旅：古時軍隊的編制。五百人為一“旅”，五旅為一“師”。后因以“師旅”為軍隊的通稱。

　　6．饑饉：谷的不熟為“饑”，果蔬不熟為“饉”。

　　7．比（bì）及：等到。

　　8．方：正道。這里指辨別是非的道理。

　　9．哂（shěn）：笑。這里略含譏諷的意思。

　　10．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一個縱橫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國家。方，見方，方圓。計量面積或體積的一種單位。面積一方即一丈見方。方六七十，即國土邊長為六七十里。如：或者，連詞，表示選擇關系。

　　11．宗廟之事：指諸侯的祭祀活動。其中以祭祀祖宗為代表。祭祖必在宗廟（祖廟），故以“宗廟之事”泛指。

　　12．如會同：或者在諸侯的盟會典禮中。如：或者，連詞，表示選擇關系。會同：諸侯會盟。

　　13．端章甫：穿著禮服，戴著禮帽。端，禮服。章甫：禮帽。在這里都是名詞活用作動詞。

　　14．希：通“稀”。指彈瑟的速度放慢，節奏逐漸稀疏。

　　15．鏗（kēng）爾：鏗的一聲，琴瑟聲止住了。鏗：象聲詞。指彈瑟完畢時最后一聲高音。爾：“鏗”的詞尾。

　　16．撰：述。

　　17．莫（mù）春：指夏歷三月，天氣已轉暖的時節。莫：通假“暮”。

　　18．冠者：古代男子二十歲時要舉行冠禮，束發、加帽，表示成人。“冠者”指成年人。

　　19．童子：未加冠以前的少年。

　　20．浴乎沂（yí）：到沂河里去洗洗澡。乎：介詞，用法同“于”狀語后置，乎沂是狀語。沂，水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南。此水因有溫泉流入，故暮春時即可人浴。

　　21．風乎舞雩（yú）：到舞雩臺上吹吹風。風：吹風，乘涼。名詞活用作動詞。舞雩。魯國祭天求雨的地方，設有壇，在今山東曲阜縣南。“雩”是古代為求雨而舉行的祭祀。古人行雩時要伴以音樂和舞蹈，故稱“舞雩”。

　　22．與：贊許，同意。

　　【三】譯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陪侍老師閑坐。孔子說：“因為我比你們年紀大一點，你們不要認為這樣就不說了。（你們）平時（總在）說：‘沒有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們，那么（你們）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

　　子路輕率而急忙地說：“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中等）國家，夾在（幾個）大國之間，有（別國）軍隊來侵略他，接連下來（國內）又有饑荒；如果讓我去治理，等到三年，我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戰，而且還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聽了）微微一笑。

　　“冉有，你怎么樣？”

　　冉有回答說：“一個縱橫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國），如果讓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來。至于他們的禮樂教化，（我）自己的能力是不夠的，只好等待修養更高的人來推行了。”

　　“公西華，你怎么樣？”

　　公西華回答說：“不敢說我能勝任，但是愿意學習。在宗廟祭祀的事務中，或者在諸侯會盟，朝見天子時，（我）愿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的司儀。”

　　“曾點，你怎么樣？”

　　（這時曾點）彈琴的聲音（逐漸）稀疏了，鏗的一聲，放下琴起身，回答說：“（我）和他們三位所說的不一樣。”

　　孔子說：“有什么關系呢？不過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

　　（曾點）說：“暮春時節，穿上已經做好的春服，（我和）五六（虛數，泛指幾個）位成年人，六七個（虛數，泛指幾個）青少年，到沂水河里洗澡，在舞雩臺上吹風，（一路）唱著歌回來。”

　　孔子長嘆一聲說：“我贊成曾點啊!”

　　（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個人（都）出去了，曾皙走在后面。曾皙問：“（他們）三位的話怎么樣？”

　　孔子說：“也就是各自說說自己的志向罷了！”

　　（曾皙）問：“您為什么笑子路呢？”

　　（孔子）說：“治理國家要用禮，可是他（子路）的話毫不謙讓，所以（我）笑他。難道冉求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怎么見得方圓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國家了呢？難道公西華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宗廟祭祀，諸侯會盟和朝見天子，不是諸侯國間的大事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華只能給諸侯做一個小相，那么誰能做大事呢？”

　　【四】作品鑒賞

　　思想內容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其內容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范疇：倫理道德范疇——仁，社會政治范疇——禮，認識方法論范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這種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孔子確立的仁的范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系與待人接物的規范，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論語》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則。孔子因材施教，對于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記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的表現之一為克己復禮，有所不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與人之間的關系，以欲施做答，欲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之取舍，施是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實踐，用好心壞心來說，要防止好心辦壞事，就要慎施）；答司馬牛“仁者其言也讱”。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牛則答以細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個問題，內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藝術特色

　　《論語》多為語錄，但都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不僅篇幅較長，而且注重記述，算得上一篇結構完整的記敘文，人物形象鮮明，思想傾向通過人物表情、動作、對話自然地顯露出來，具有較強的藝術性。

　　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龍·征圣》）；書中不僅有關于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于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論語》的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還有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時語言淺近易懂，接近口語，也是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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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版本流傳

　　各種版本

　　《論語》成書于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古時稱為方術士，擅長祭祀，算命等），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三種不同的本子：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二十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文論語》（即《古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于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語》和《齊論語》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了《魯論語》，后來又講習《齊論語》，于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語》為根據，“采獲所安”，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是用的《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馀家寢微。”《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東漢末鄭玄又以“張侯論”為底本，參照《齊論》《古論》作《論語注》，遂為《論語》定本。

　　孔壁中書本《論語》由孔安國定。當孔安國向漢武帝獻書時，正值“巫蠱事件”，朝廷將這批書退還給孔氏，“其學于是在孔家流傳”。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并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并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又認為出于王肅之手。

　　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侯論》。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后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論語》的版本之爭實際上就是真偽之辯。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出土有竹簡《論語》。2016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了約五千枚竹簡，考古人員在這些竹簡中發現了失傳已久的《論語·知道》篇，并初步斷定屬《論語》的《齊論》版本。

　　歷代注本

　　《論語》與《孝經》都是漢初學習者必讀之書，是漢人啟蒙書的一種。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注解《論語》。漢朝人所注《論語》，已亡佚殆盡，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論語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論語集解》中。《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就是用三國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還有不少專注《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經義考》、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疏證》。

　　兩千年來，為《論語》作注釋的書籍不勝枚舉。據統計，歷代研治《論語》的專著不下三千余種。可惜的是，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流傳有序且影響較大的《論語》注釋性著作有：

　　一、漢鄭玄《論語注》；

　　二、魏何晏《論語集解》；

　　三、梁皇侃《論語義疏》；

　　四、宋朱熹《論語集注》；

　　五、清劉寶楠《論語正義》；

　　六、民國程樹德《論語集釋》。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其中重要的有四部：一是《論語集解》，它是兩漢、三國時期經學家研究《論語》的結晶；二是《論語義疏》，它囊括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家對《論語》的發揮；三是《論語集注》，它是兩宋時期理學家《論語》精義的薈粹；四是《論語正義》，集清代的考據學《論語》研究成果之大成。這四部《論語》注釋代表了《論語》研究的四個階段，同時也代表了四種研究方法，是現代研究《論語》基本資料。

　　【六】人物生平

　　貴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國栗邑（今河南省夏邑縣）的貴族，先祖是商朝開國君主商湯。周初三監之亂后，為了安撫商朝的貴族及后裔，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紂王之兄微子啟于商丘建立宋國，奉殷商祀。微子啟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是孔子的十四世祖。六世祖得孔氏，是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國大夫，曾為大司馬，封地位于宋國栗邑，后來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殺。孔父嘉子木金父，木金父子祈父，祈父子孔防叔，孔防叔的孫子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為避宋國戰亂逃到魯國的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定居，其官職為陬邑大夫。

　　叔梁紇的正妻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兒子，小妾為他生了長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于是請求納顏氏女兒為妾。顏氏有三個女兒，只有小女兒顏徵在愿嫁叔梁紇。顏徵在時年不滿二十歲，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年齡相差懸殊，兩人為婚于禮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懷孕，故謂之“野合”。

　　早年經歷

　　孔子生而七漏，頭上圩頂（意為頭頂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禱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魯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歲時，叔梁紇病逝。叔梁紇死后，顏徵在被叔梁紇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帶孔子庶兄孟皮與孔子至曲阜闕里，過著清貧的生活。

　　魯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已意識到要努力學習做人與生活之本領，所以稱自己雖然已經十五歲了，但志向在于做學問。

　　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去世。這一年，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陽虎拒之門外。

　　魯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十九歲，為了能夠經常回到祖籍地宋國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國人亓官氏為妻。

　　步入仕途

　　魯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據傳此時正好趕上魯昭公賜鯉魚于孔子，故給其子起名為鯉，字伯魚。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這一年孔子開始為委吏，管理倉庫。

　　魯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因小時候生活艱難，所以會干一些粗活。

　　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來到魯國朝見，孔子向郯子詢問郯國古代官制。孔子開辦私人學校，當在此前后。

　　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所以自稱三十歲前后有所成就。這一年，齊景公與晏嬰來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

　　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相傳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

　　漢畫像石《孔子問禮》拓片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

　　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說君王要像個君王，臣下要像個臣下，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孔子在齊聞《韶》樂，如醉如癡，三月不知肉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后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

　　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晉魏獻子執政，舉賢才不論親疏。孔子認為這是義舉，在近處不會埋沒與自己親近而有賢德的人，在遠處不會埋沒受人推舉而有賢德的人，這可以說是仁義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晉國鑄刑鼎。孔子認為晉國的滅亡，主要是因為統治者沒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魯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四十歲，經過幾十年的磨練，對人生各種問題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所以自稱四十歲不疑惑。

　　魯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陽虎擅權日重。孔子稱之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隱而修著《詩》《書》《禮》《樂》，眾多弟子跟著孔子走遍各國，跟隨他學習。陽虎想要見孔子，而孔子卻不想見到陽虎，后來兩人在路上相遇。陽虎勸孔子出仕，孔子沒有明確表態，隨后孔子被升為小司空。

　　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升為魯國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曝尸三日，魯國大治。

　　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兒子的后代，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采取了隳三都的措施，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后來隳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五十五歲。春天，齊國送八十名美女到魯國。季桓子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與季氏出現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后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并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

　　周游列國

　　孔子像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帶領弟子離開魯國來到了衛國。孔子在衛國被衛靈公夫人南子召見。孔子的弟子子路對孔子見南子這件事極有意見批評了孔子。鄭國的子產去世，孔子聽到消息后，十分難過，稱贊子產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慈惠的人。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萬，但并沒給他什么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因此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后，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于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后，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衛國。

　　魯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離開衛國回到魯國。

　　魯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吳國使人聘魯國，就“骨節專車”一事問于孔子。

　　魯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魯國來到衛國。衛靈公問陣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絕了衛靈公。孔子在衛國住不下去，離開衛國西行。經過曹國，曹伯陽沒有接見孔子。在曹國稍作停留，到達宋國，宋司馬桓魋討厭孔子，揚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五十九歲的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國、宋國、鄭國至陳國，陳國于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七日。最后還是子貢找到楚人，楚國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于一死。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歲，稱自己這時候，能正確對待各種言論，不覺得不順。孔子過鄭到陳國，在鄭國都城與弟子失散獨自在東門等候弟子來尋找，被人嘲笑，稱自己頹喪的樣子如同喪家之犬。

　　魯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離開陳國，來到了蔡國。

　　魯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從蔡國來到葉國。葉國君主葉公向孔子問政，并與孔子討論有關正直的道德問題。在離開葉國返回蔡國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隱者。

　　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與弟子在陳國、蔡國之間被困絕糧，許多弟子因困餓而病，后被楚國人相救。由楚國返回衛國，途中又遇隱者。

　　魯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衛國，主張在衛國為政先要正名。

　　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吳國討伐魯國，吳國戰敗。孔子的弟子有若參戰有功。

　　魯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衛國，孔子夫人亓官氏去世。

　　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齊國派師討伐魯國，孔子弟子冉求率魯師與齊戰，獲勝。季康子問冉有指揮才能從何而來，冉有說是向孔子學來的。六十八歲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歸魯國。孔子周游列國十四年，至此結束。孔子仍有心從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賦，孔子反對。對冉有說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不是君子的行為，應該用他的禮數來判斷。施舍的時候，會從重付出；做事的時候，會中庸而行之；死的時候，會對自己薄葬。

　　返回魯國

　　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繼續從事教育及整理文獻工作。這一年冬天，孔子的兒子孔鯉去世。

　　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七十歲，稱自己這時候隨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規矩。這一年，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傷，感慨到昔日曾跟隨自己從陳國到蔡國去的學生，此時卻都不在身邊受教了。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獲麟。孔子認為這不是好征兆，說吾道窮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齊國陳恒弒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三天，見魯哀公，請求魯國出兵討伐陳恒，沒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孫請求出兵，結果遭到拒絕。

　　卒葬泗上

　　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門生子路死于衛國內亂，而且還被剁成肉醬。經過這一系列打擊后，孔子知道自己時日不多。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貢來見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門前遙遙相望。他責問子貢為何那么晚來見自己。于是嘆息說泰山將要坍塌了，梁柱將要腐朽折斷了，哲人將要如同草木一樣枯萎腐爛了。孔子流下了眼淚，說：“天下無道已經很久很久了，沒有人肯采納自己的主張。自己的主張不可能實現了。夏朝的人死時在東階殯殮，周朝的人死時在西階殯殮，殷商的人死時在兩個楹柱之間。昨天黃昏夢見自己坐在兩楹之間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魯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終年七十三歲，葬于魯城北泗水岸邊。

　　孔子卒后，不少弟子為之守墓三年，唯獨子貢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魯國人從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為廟堂，受到人們的奉祀。

　　【七】主要影響

　　道德學說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性善論（“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中庸又適時之變為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于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對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政治學說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德治”或“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嚴格遵循等級制，把貴族和庶民截然劃分為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

　　孔子主張的較低政治目標是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后世影響深遠。后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其影響。

　　身處亂世的孔子所主張的仁政沒有施展的空間，但在治理魯國的三個月中，使強大的齊國也畏懼孔子的才能，足見孔子無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稱號。

　　經濟學說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后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范，“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系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后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后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并非不要“利”。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云一樣，不屑于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在他的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態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眾若不富足，國君就不會富足。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眾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于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于經濟領域。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后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范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將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范，“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內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內省、勇于改過等方法。

　　“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致用”，將學到的知識運用于社會實踐。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態度，要謙虛好學、時常復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并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

　　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別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眾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

　　史學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論語·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后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盡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中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美學思想

　　孔子的美學思想核心為“美”和“善”的統一，也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孔子提倡“詩教”，即把文學藝術和政治道德結合起來，把文學藝術當作改變社會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認為，一個完人，應該在詩、禮、樂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學思想對后世的文藝理論影響巨大。

　　孔子在易學中明確提出了“美在其中”“見仁見智”等著名美學命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易宗基礎上提出了美宗——陽剛、陰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認為“陰陽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謂是美學之宗”。

　　后世影響

　　《論語》明刻本《論語》是儒家經典之一。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論語》被尊為“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資料。南宋時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間，科舉開始以“四書”開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務運動，廢除科舉之前，《論語》一直是學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谷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三經。”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論語》中保留了一些人們對孔子師徒的批評諷刺，有的作了辯駁，有的沒有回答。其駁議辯難部分對后世很有影響，如《答客難》等設為主客問答進行辯難的小賦，都從《論語》受到啟發；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現了儒家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奮進精神的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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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軼事典故

　　義利之辯

　　魯國有一道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見到同胞遭遇不幸，淪落為奴隸，只要能夠把這些人贖回來幫助他們恢復自由，就可以從國家獲得金錢的補償和獎勵。

　　孔子的學生子貢，把魯國人從外國贖回來，但不向國家領取金錢。孔子說：“賜（端木賜，即子貢），你錯了！圣人做的事，可用來改變民風世俗，教導可以傳授給百姓，不僅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為。現在魯國富的人少窮人多，向國家領取補償金，對你沒有任何損失；但不領取補償金，魯國就沒有人再去贖回自己遇難的同胞了。”

　　孔子的另一學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獲救者為了表示感謝送了他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興地說：“魯國人從此一定會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問禮

　　《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對弟子南宮敬叔說：“我聽說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禮樂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宮敬叔欣然同意，隨即報請魯君。魯君準行。遣一車二馬一童一御，由南宮敬叔陪孔子前往。

　　孔子訪樂

　　孔子訪萇弘，是說舉世聞名的“大成至圣先師”—孔子，在公元前518年，帶著對東周王朝日趨衰微、禮崩樂壞等問題的疑問，訪問萇弘的歷史事實。其時，萇弘已盛名于世，是東周的三朝元老，是大學者、大忠臣、賢德的敬王大夫，后無辜受戮，死而血碧，百姓深為痛惜和敬仰。其“碧血丹心”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觀周》中記載：“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也。……”開頭就用這“一問”“二訪”“三歷”“四考”“五察”五句話，概括了孔子整個適周的主要活動內容。最后更簡括的語言闡述了孔子適周的巨大收獲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與周之所以王也”。《觀周》把“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列在文章的前頭，這里說明孔子在成周訪問萇弘是事實。

　　孔子學琴

　　孔子在學習方面是很虛心，尤為刻苦。有一次孔子隨師襄學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地練了很多日子，師襄子說：“可以了。”孔子說：“我已經掌握了這個曲子的彈法，但未得其數。”

　　又練了很多日子，師襄子又說：“可以了，你已于其數。”可是孔子仍說：“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過了相當的時間，師襄子認為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認為自己沒有彈好這首樂曲。

　　最后，孔子通過反復鉆研，體會琴曲的內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樂曲中表現出來了，才罷休。

　　孔子相師

　　《史記》記載，一日孔子乘著一輛馬車周游列國來到一個地方，見有一孩子用土圍成了一座“城”，坐在里面。孔子就問：“你看見馬車為什么不躲開呀？”

　　那孩子回答：“人們說您孔老先生上曉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可是，今天我見您卻并不怎么樣。因為自古到今，只聽說車子躲避城，哪有城躲避車子的道理呢？”

　　孔子愣了一下，問：“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我叫項橐。”孔子為了挽回面子，就想出了一連串問題來為難項橐，但是都被項橐巧妙地化解了。

　　孔子覺得這孩子知識淵博，連自己也辯不過他，只得長嘆一聲，俯下身子和藹地對項橐說：“后生可畏，我當拜你為師。”回頭對弟子們講：“三人行必有我師，要不恥下問。”

　　南宋大儒王應麟編寫的《三字經》勸諸后生說：“昔仲尼，師項橐，古圣賢，尚勤學。”蓋出于此。

　　藏書始祖

　　孔子于68歲返回魯國，開始整理圖書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國最早的圖書整理者，相傳他整理《詩經》《尚書》等文獻，并把魯史官所記《春秋》加以刪修，成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的歷史著作。

　　孔子在整理文獻中，創立了揭示文獻“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錄學方法。為《詩》《書》作序，或附于書后，或臨于書首，或另出單行，這在揭示文獻的內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圖書所定的《六藝》，對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在《別錄》《七略》書目分類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孔子通過國家的藏書，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歷史。他所收藏的圖書主要有《詩》《書》《禮》《樂》《春秋》等。《公羊解詁》載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說明在編定《六經》時，廣泛搜集各國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內，后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實驗欹器

　　《荀子·宥坐》記載：“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嘆日：‘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樣，勸說、勉勵的意思，坐同座。古時候的人沒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前面是案幾，常用的物品放在右邊，所以，座位右邊是經常關注的地方。

　　宥坐即座右銘。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個特點：空虛時只能歪斜地放著，即“虛則欹”；當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擺放，就是“中則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滿，水太多了，它又會自動側翻倒，把水都倒了出來，這就是“滿則覆”。欹器是對它的俗稱，當人們利用它的特性賦予了文化內涵后，又送它一個雅號叫宥坐。

　　誅少正卯

　　少正卯與孔子同時。孔子之門人三盈三虛。孔子做大司寇的時候，就判處少正卯死刑，在宮門外殺了他。子貢向孔子進言道：“少正卯是魯國的名人，老師您殺了他，會不會不恰當啊？”

　　孔子說：“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比較起來還稍好一點：第一種是心思通達而陰險，第二種是行為乖僻而固執不改，第三種是言辭虛偽而能動人心，第四種是記取非義、多而廣博，第五種是順應錯誤而認為理所當然。一般人要是有這五種罪惡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殺；而少正卯同時具備五種惡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殺。”

　　六藝齊全

　　孔子六藝齊全，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

　　【九】作品簡介

　　《論語》（lún yǔ），是春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的語錄文集，成書于戰國前期。全書共20篇492章，以語錄體為主，敘事體為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及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教育原則等。作品多為語錄，但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其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淺近易懂，而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能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

　　《論語》自宋代以后，被列為“四書”之一，成為古代學校官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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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成書過程

　　書法作品《論語八則》《論語》是孔門弟子集體智慧的結晶。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設壇講學時期，《論語》主體內容就已初始創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代代傳授他的言論，并逐漸將這些口頭記誦的語錄言行記錄下來，因此稱為“論”；《論語》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稱為“語”。清朝趙翼解釋說：“語者，圣人之語言，論者，諸儒之討論也。”其實，“論”又有纂的意思，所謂《論語》，是指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記載下來編纂成書。其編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貢，他們憂慮師道失傳，首先商量起草以紀念老師。然后和少數留在魯國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完成。

　　清代學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論語》前后十篇在文體和稱謂上存在差異，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稱“孔子對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問則稱“子曰”，表示有別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進》《顏淵》等篇，答大夫之問也皆作“孔子對曰”，故懷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圣未遠，禮制方明；后十篇則后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于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稱“子”不稱“孔子”，門人問學也不作“問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稱孔子，《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于孔子”，與《論語》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后人采之他書者”。受崔述的影響，以后學者繼續從《論語》前后十篇用語、稱謂的差異對其成書作出判斷，有學者甚至認為《論語》最初只有單獨的篇，其編定成書，要在漢代以后。

　　唐代抄本《論語》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轉引鄭玄注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這一說法在郭店簡中得到旁證。郭店一號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簡“《語叢·三》簡引述《論語》，更確證該書之早”。《語叢·一》引用子思子《坊記》內容，而《坊記》還引用過《論語》的內容。“《語叢》摘錄《坊記》，證明《坊記》早于戰國中期之末，而《坊記》又引述《論語》，看來《論語》為孔子門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說還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稱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師，對儒家學子除了師承之外亦有掌門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閔子亦稱子，冉子、閔子早逝，故師承的儒家掌門，只能是曾參，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顏回，雖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沒來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記載，故不稱子，可能是家人所記。原憲、漆雕開，雖然收徒，世稱子思子、漆雕子，但《論語》所記，亦不是弟子記載，故亦不稱子，多半是師兄弟偶而提及。

　　《論語》既是語錄體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么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復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于《學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陽貨篇第十七》；“博學于文”一章，先見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復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復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后來才匯集成書。

　　《論語》的作者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里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張篇第十九》：“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這一段又像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侍側，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里對閔損稱字。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崔述在《論語余說》中對這一解釋加以駁斥。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于《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么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于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于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錄》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從詞義的運用上可反映出《論語》的著筆先后間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十一】作品鑒賞

　　思想內容

　　藝術特色

　　【十二】作品評價

　　西漢劉向《別錄》：“《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東漢王充《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東漢劉熙《釋名·釋典藝》：“《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

　　西晉傅玄《傅子》：“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 （南梁蕭統《文選·辨命論注》引）

　　北宋趙普：“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

　　北宋邢昺《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