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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劉知遠諸宮調(diào)》應是北宋后期的作品的探討論文

        時間:2021-04-24 19:39:54 論文 我要投稿

        《劉知遠諸宮調(diào)》應是北宋后期的作品的探討論文

          《劉知遠諸宮調(diào)》是現(xiàn)存三部諸宮調(diào)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同鄭振鐸的說法,認為它為民間文人或藝人所作,是十二世紀的產(chǎn)物,和《董西廂》出于同一時代,但要早一些!笆兰o的產(chǎn)物”當然是不會錯的。然而,這漫漫百年上可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符三年,下可推延到南宋寧宗慶元五年(金章宗承安四年)。由于確定的時間范圍過大,給該書的研究帶來許多不便。能不能將其問世的時間范圍劃小一點呢?從該書涉及的文化景觀來看,是可以的。

        《劉知遠諸宮調(diào)》應是北宋后期的作品的探討論文

          

          《劉知遠諸宮調(diào)》是在黑水城發(fā)現(xiàn)的。黑水城當時屬西夏管轄,而該書又是金代刻本,故鄭振鐸認為它“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罷”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下冊,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頁) 。這一推斷是不錯的。因為西夏與金長期并峙,都是為蒙古所滅,前后不過數(shù)年時間。西夏雖有自己的文字,但漢文書籍也廣為流傳,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diào)》傳播到西夏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問題在于“金版”不一定“與《董西廂》出于同一時代”,因為金章宗泰和之世距金立國已近百年。

          事實上,種種跡象表明,《劉知遠諸宮調(diào)》不可能是與《董西廂》同時代的作品。首先,說《劉知遠》與《董西廂》出于同一時代,完全是一種臆測!秳⒅h》的體例雖與產(chǎn)生于金章宗時期的《董西廂》大體相同,但《劉知遠》在章節(jié)上采用“×××第一”、“×××第二”的形式,這與宋代話本《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相同。而《董西廂》的章節(jié)形式是“卷”,如明代張羽本共分八卷。有人認為這是因明人竄改所致。不管竄改與否,它與《劉知遠》在章節(jié)上存在差別是肯定的。其次,在音律上也可看出《劉知遠》非金章宗時代的作品。它雖佚散了三分之二的內(nèi)容,但仍可統(tǒng)計出它所用的宮調(diào)。有商調(diào)、中呂調(diào)、大石調(diào)、黃鐘宮、歇指調(diào)、商角調(diào)、仙呂宮、越調(diào)、正宮、南呂宮、般涉調(diào)、道宮、高平調(diào)、雙調(diào),共十四宮調(diào)。其中歇指調(diào)、商角調(diào)不見于《董西廂》。歇指調(diào)屬商七調(diào)!端问贰ぢ蓺v志》說:“南呂商為歇指調(diào)!绷柰⒖啊堆鄻房荚肪砣^:“金元以來,歇指調(diào)皆不用?荚鼻,雙調(diào)中有《歇指殺》,又有《離亭宴帶歇指煞》,則此調(diào)在元時已并入雙調(diào)矣!笨芍,金元時已不用歇指調(diào),將它并入雙調(diào)之中。《劉知遠》雖只剩三分之一的內(nèi)容,而四度用歇指調(diào),曲子有《枕屏兒》、《耍三臺》、《永遇樂》三支。其使用頻率不算低。若它是與《董西廂》同時代的作品,就不可能使用歇指調(diào)。

          《劉知遠諸宮調(diào)》也不可能是南宋的作品。理由有以下三點。其一,《董西廂》的曲子中用了“賺”,而《劉知遠》未用。據(jù)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記載:“紹興年間(1131—1162),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jié)抑揚處是也,遂撰為賺!薄百崱庇址Q“唱賺”,在南宋很流行。見諸《武林舊事》等書的唱賺藝人有二十多位。后唱賺傳入北方,故《董西廂》能夠把這門伎藝吸收過來!秳⒅h》未吸收這種流行的伎藝,便說明它產(chǎn)生于“賺”出現(xiàn)之前。況且紹興正值南宋之初,紹興十一年以前,金兵南犯,烽火相連,藝人們避亂自保不暇,哪有時間創(chuàng)作如此宏偉的作品。其二,學術界都認為《劉知遠諸宮調(diào)》是金刻本。劉國鈞更進一步地指出:“北京圖書館藏《劉知遠諸宮調(diào)》殘卷就是金代平水坊刻書的一種。” (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第四章,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頁) 平水即平陽(今山西臨汾),是金代的刻書中心,印刷史上著名的“平水版”就出自這里。在黑水故城與《劉知遠》一起出土的文物中就有平陽徐氏刻的《義男武安王位》和平陽姬氏所刻的《四美人圖》。如果《劉知遠》是南宋的作品,為何不見南宋刊刻的記載,反而由敵對的金國來刊刻,于情理皆不能說通。其三,南宋時諸宮調(diào)伎藝有進一步的發(fā)展,但獨立的作品已佚散,今天只剩一個片段附于南戲《張協(xié)狀元》第一出中。更確切地說,《張協(xié)狀元》的作者在“副末開場”中特意用“諸宮調(diào)唱出來因”。其原因是有人“前回曾演”《狀元張葉傳》(諸宮調(diào))。盡管“副末開場”并非完整而獨立的諸宮調(diào)作品,但可窺見當時諸宮調(diào)之一斑。這個諸宮調(diào)片段與南戲很接近,曲名前不標明宮調(diào)。曲辭只采用同一詞調(diào)的上片或下片,所有的曲子都無“尾”。它是南宋諸宮調(diào)的基本形式,反映了諸宮調(diào)在南宋的發(fā)展變化情況和它與南戲的關系。據(jù)此可知,體制完全不同的《劉知遠》非南宋的作品。

          

          《劉知遠》究竟是何時代的作品?筆者認為謝桃坊先生的說法是值得注意的。他在《中國市民文學史》中說:“今存《西廂記諸宮調(diào)》與殘本《劉知遠諸宮調(diào)》,它們雖流行于金代北方,但完全可以肯定是北宋藝人的傳統(tǒng)唱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按謝先生的說法,《劉知遠》于北宋時就在瓦肆中演唱,一直流傳到金代。果真如此,那么就有這樣一種可能,即北宋人創(chuàng)作,金代人改編。目前我們雖然還找不到可以用來論證的直接材料,但通過“內(nèi)證”——作品所描寫的'文化背景和事物名稱,可看出它確實是由北宋流入金代的作品。

          其一,作品中所描繪的文化背景多與北宋 有關。如第一則《仙呂調(diào)·勝葫蘆》說:“不納王堯(徭)并二稅!薄岸悺奔刺频伦诮ㄖ性觐C布的“兩稅法”(地稅與戶稅),北宋時,其內(nèi)容有所改變,即按貧富定等級,分夏秋兩季納稅,“歷代相沿,至明不改” (見《明史·食貨志二》) 。而北宋習稱“二稅”,并制訂《二稅簿》以便催稅。據(jù)《宋史·食貨志上三》記載:“熙寧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雖量移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兇不蠲,最為弊法!笨梢姡彼挝鯇帲1068—1077)時,太原路的百姓深受“二稅制”與“和糴制”之苦,以至地方官員都認為這種雙重索取的方式“最為弊法”。《劉知遠》的作者也一定親耳聽到,甚至親身感受過當時的賦稅盤剝之苦痛,故在描寫牛七翁的酒務(酒店)時流露出羨慕的心情,認為它地處偏僻,可以免納“王徭并二稅”。如果遠離這一時代,就不可能提及“二稅”。又如第二則《黃鐘宮·出隊子·尾》說:“莫想青涼傘兒打,休指望坐騎著鞍馬,你不是凍殺須餓殺!边@是李洪義等人聽到劉知遠說“我時下遭困罰,若風雷稍遂顯榮華”之后反唇相譏之語!扒鄾鰝恪,是一種用青絹制成的用來遮太陽的涼傘。據(jù)《宋史·輿服二》記載:“傘,人臣通用。以青絹為之。宋初,京城內(nèi)獨親王得用。太宗太平興國中,宰相、樞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內(nèi)命婦出外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復許中書樞密院用焉。京城外則庶官通用。神宗熙寧之制,非品官禁用青蓋。京城唯執(zhí)政官及宗室許用。”青傘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不可亂用,故宋廷為此不斷頒布和修改有關使用它的詔令。如此鄭重其事,以致百姓們都知青傘的價值。作品用它來代替官爵,不僅恰當,而且聽眾也不會感到陌生。于此可證,《劉知遠》產(chǎn)生的年代不應距熙寧時期太遠。

          其二,作品中所用的職官和兵制名稱也多為宋代所有。如經(jīng)略安撫使。在宋以前已有經(jīng)略使與安撫使這兩種名稱,而兩種官職合為一體則是宋代特有。北宋時,經(jīng)略安撫使也不常設,只在河東、陜西、嶺南等邊地設置。《宋史·職官志七》記載:“經(jīng)略安撫司,經(jīng)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秘閣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頒其禁令,稽其錢谷、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逼渎殭嗍种卮,是鎮(zhèn)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劉知遠》中對劉知遠有時稱“九州安撫使”,有時稱“九州經(jīng)略”或“經(jīng)略”,這顯然是把北宋“經(jīng)略安撫使”的職稱加于劉知遠身上。據(jù)《舊五代史·漢書·高祖紀》記載,劉知遠曾任河東節(jié)度使,未任安撫使之職。這是作者根據(jù)北宋所設的官職來敘述故事,讓聽眾容易聽懂。且河東節(jié)度使與河東經(jīng)略安撫使的職權相當,作者隨手挪借也不為大錯。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時的經(jīng)略安撫使之職并不常設置,且只限于河東、陜西、嶺南等路,而作者將河東節(jié)度使劉知遠稱為“九州安撫使”、“九州經(jīng)略”,可見他對當時這一官職的設置情況十分了解。

          作品中所提及的一些下層軍官名稱也多為宋代經(jīng)略安撫司中所有,如“十將”、“都頭”、“節(jié)級”、“團練”等。第二則《中呂調(diào)·拂霓裳》:“十將、都頭,看了知遠,盡有笑容!薄坝纸泄(jié)級李辛,暗令作媒!钡谌齽t《高平調(diào)·賀新郎》:“團練并節(jié)級共十將。”這些都是宋代下級軍官名稱。如《宋史·兵志四》記載:“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jié)級四人!庇帧端问贰け疚濉酚涊d:“以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薄岸碱^”,在唐代是高級軍官,一軍之帥謂之都頭。在宋代則是下層軍官,也用來稱謂州縣的捕快頭目,是一個很常見的官職。宋以后很少見此官名!笆畬ⅰ,作為下層軍官名稱始見于宋代!督鹗贰x衛(wèi)志下》與《金史·百官志三》均作“什將”。它在鄉(xiāng)兵中位于都頭之下、虞候之上。作品中還有“土軍”、“急腳”等宋代特有的兵制名稱。如第二則:“劉知遠獨上太原古道,次日到并州。詢問居民,人說先索土軍營見司公岳金!庇值谑粍t:“土軍營內(nèi),覓個婆娘交奶!薄巴淋姟,由本地人組成的軍隊,其任務是捉拿盜賊,維持地方治安,巡邏和修復河堤,抗洪救災!端问贰ぢ毠僦酒摺:“設寨官,招收土軍,閱習武藝,以防盜賊。”又《宋史·河渠志七》:“招收土軍五十人,巡邏堤堰,專一禁戢,將卑薄處時加修捺!薄凹蹦_” 即急腳遞,宋代稱呼傳遞文書的差役。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一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币卜Q“急足”!稓W陽文忠全集》卷一五三《與大寺丞發(fā)書》:“尤要汝歸,故更遣急足去!薄兑膱约字尽肪矶蛾懯县摷s》:“陸氏晚步廳屏間,有急足拜于庭,稱‘鄭官人有書’!薄秳⒅h》第十二則說:“門吏慌忙來報復,有一個急腳,言有機密臨衙。”可見“急腳”在宋人生活中是一個很常見的社會角色。據(jù)南宋王灼的《碧雞漫志》卷二記載:“熙、豐、元碳!瓭芍菘兹齻髡撸讋(chuàng)諸宮調(diào)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笨芍,諸宮調(diào)興起于北宋熙寧、元豐、元碳洌1068—1094),《劉知遠諸宮調(diào)》應產(chǎn)生于此后,即北宋后期。從作品的背景資料來看,《劉知遠諸宮調(diào)》雖寫五代后漢高祖劉知遠發(fā)跡變泰的傳奇故事,而人物活動的環(huán)境則是北宋社會。究其原因,一是其作者熟悉北宋的社會情況,隨手拈來,不大費力氣。更重要的是,文藝作品與它產(chǎn)生的時代的文化和精神是密切相關的。任何一位藝術家、作家,縱使他有高超的仿古技巧,但仍擺脫不了時代的制約,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都要打上時代的烙印!秳⒅h》也不能例外。二是《劉知遠》是講唱文學——一門聽覺藝術。它的內(nèi)容是通過講唱藝人之口直接訴諸聽眾之耳,不像置于案頭的視覺藝術作品那樣可以反復閱讀、細細品味。由于它缺乏審美鑒賞的重復性,因此,它不僅必須用通俗明白的語言來敘述故事,而且必須運用聽眾熟悉的事物和典故來表現(xiàn)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和主體情感。只有這樣,聽眾才能理解和接受;谝陨蟽牲c,我們可以認為,《劉知遠》的作者和聽眾對北宋社會生活都比較熟悉,或者說,他們都親身經(jīng)歷了北宋后期的社會生活。

          

          如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為《劉知遠》就是北宋的作品。不過,作品中還有“本破”和“射糧軍”兩個名稱見于金代。如第二則《高平調(diào)·賀新郎》“太原府文面做射糧”,又如第十二則《仙呂調(diào)·戀香衾纏令》“自言是經(jīng)略在衙本破”。

          “文面”是宋、金時期為識別兵士等級和防止士兵逃跑所設的一種制度。有時不文面而文手背!吧浼Z”,在宋代是一種兵制(雇傭兵),即當兵換以錢糧。據(jù)《宋史·兵志五》記載:“慶歷二年,選河北、河東強壯并抄民丁涅手背為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于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奉廩!苯鸫跗,“射糧”成為一個軍種,稱“射糧軍”。據(jù)《金史·兵志》記載:“諸路所募射糧軍,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其(面),所以兼充雜役者!庇謸(jù)《金史·儀衛(wèi)志下》記載:“凡內(nèi)外官自親王以下,傔從各有名數(shù)差等,而朱衣直省不與。其賤者,一曰引接(亦曰引從),內(nèi)官從四品以上設之。二曰牽攏官,內(nèi)外正五品以上設之。三曰本破,內(nèi)外正四品以下設之。四曰公使,外官正三品以下設之。五曰從己人力,外官正三品、京都留守、大興府尹以下等官設之。五等皆以射糧軍充。其軍非驗物力,以事攻討,特招募民年十七以上、三十以下魁偉壯健者收刺,以資糧給之,故曰射糧。其首領則有將節(jié)、承局、什將等名,而皆統(tǒng)于隨路都兵馬總管府。”據(jù)此可知射糧軍即雇傭兵,可蠲免雜稅,供給資糧,除“以事攻討”外,還“兼充雜役”!氨酒啤睘樗钠芬韵鹿賳T的隨從和差役,由射糧軍士卒充任。金代的募兵制承自北宋,但“本破”不見于《宋史·兵志》。由此而可證《劉知遠》在金代曾被改編過。大概是演唱者因時代和制度的變化而摻入了現(xiàn)實的東西。其改編的幅度有多大,我們已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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