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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讀大學之自由交流大學有什么用?(訪陳平原 )

        發布時間:2017-10-27 編輯:互聯網 手機版

         

        思想境界 譚庭浩

            大學的功用,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溝通精神和教化

        社會四項。

            記:北大建校快100年了。您這位北大教授,從中大到北大,

        先學生后先生,在大學呆了有20多年了吧?您近年又開始了對大學

        的研究。此時此刻,請您來談論大學,應是合適的選擇。首先想請您

        用最簡單的語言,講述一下西方和中國大學的歷史。

            陳:一般認為,現代西方的大學是由中世紀的“大學校”演變而

        來的。作為一種獨特的中世紀教育機構,其師生自治、資金自籌、獨

        立的行政管理,以及日趨完善的教學體制和學位程序等,均為后世的

        大學所繼承。不過,由于歷史傳統的制約,歐美各國大學的風格頗有

        差異。本世紀20年代,蔡元培將其概括為英國的養成人格、德國的

        專重學問和美國的兼及實用。這一說法大致可信,只是相對注重了類

        型的差異而忽略了歷史的發展。二戰結束以后,美式“現代大學觀”

        逐漸成為主流。關于中國大學的歷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

        一是從虞夏說起,強調“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高等教育居于

        世界教育史上的領先地位”;一是從晚清說起,稱現代中國的大學

        (University)乃是向西方學習的產物,與漢代的太學或

        明清的國子監不可同日而語。我持后一種意見。

            記:中國現代大學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

        其中,北大又起了哪些作用?

            陳:對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大學的作用幾乎不言而喻。或許應

        該這么說,目前中國人采用的“大學”制度,本身便是現代化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從船堅炮利到法政經濟再到文化哲學,晚清的開國歷

        程,與“大學之路”基本吻合。從注重實用技術的專門學校,到追求

        純粹學理的綜合性大學,西學東漸的進程與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同步。

        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培養經濟建設人才,貢獻高深學術成果,此等

        “大學之功用”,有目共睹。需要強調的是,大學不只出科技,更出

        思想----對于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大學更是功不可沒。

            古今中外的大學,在培養人才、傳播知識方面,有各自的貢獻。

        北大的突出之處,在于其影響了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以教

        學科研水平衡量,時至今日,北大也并非世界一流大學;但就其對于

        本國現代化事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北大的意義,又是許多世界一流

        大學所無法比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你持何種政治立場,都不

        能不承認其對本世紀中國的政治及文化走向影響極為深遠。作為其時

        唯一的國立大學,北大曾以新文化的發源地而備受時人及史家的關注。

        其后的半個多世紀,北大還有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重大舉措,以至談

        論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與命運,很難完全繞開北京大學。

            對于北大的校風及校格,有過許多贊美之辭,最著名的,莫過于

        魯迅及馬寅初的說法。前者稱“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后者則以“犧牲精

        神”來概括“北大主義”,并稱“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

        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所有這些,半是“總結”,半

        為“期望”。北大之所以顯得“大”,最根本的,還是蔡元培所標榜

        的“思想”與“兼容并包”。此說并非權宜之計,大學之不同于專門

        技術學校或某一黨派的干部訓練班,就在于其允許多種聲音并存,鼓

        勵從事各種科學技術及思想文化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流的大

        學,不只出成果,出人才,更應該成為整個國家的“思想庫”與“實

        驗室”。

            記:將我國目前的大學與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學相比較,您覺得主

        要存在著哪些方面的距離?

            陳:大學的功用,在我看來,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

        溝通精神、教化社會四項。什么是合適的人才,如何鑒定學術成果,

        可能眾說紛紜;但將其作為大學的基本功能,則不會有異議。后兩者

        可就難說了。傳統的書院教學,講求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與志趣契合,

        希望在傳道授業解惑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現學術境界與人格魅力。

        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建立,使得著重點由人格養成轉為知識傳授,師

        生之間絕少思想交流的機會。“以課堂講授為主”,能夠完成專業知

        識的承傳,卻很難實現精神上的溝通。其實,“大學”(Unive

        rsity)的本意,便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

        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師生之間如切如磋的“論道”,同學間無

        時不在的精神交往,都是“大學”題中應有之義。德國哲學家雅斯貝

        爾斯將“生命的精神交往”定為大學的基本任務,不是沒有道理的。

        反觀今日中國大學,過分講求實用,事事希望“立竿見影”,鄙薄不

        著邊際、更不要說離經叛道的“清談”。長此以往,本該思想最活躍、

        精神最愉悅、感覺最靈敏的大學,將失去其特殊意義,而淪落成為

        “人才工廠”。

            至于強調學校具有教化社會的功能,本是中國人古老的傳統。古

        人云,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又添上一

        句:“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可是,自從文質彬彬

        的“善士”被作為思想改造的主要對象,大學便不再發揮“教化社會”

        的作用。80年代以后,雖說“臭老九”的帽子早已摘去,可仍然并

        非公眾追摹的目標。與此相適應的是,作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

        的大學,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也由重要的思想資源,轉為力圖減輕的

        經濟負擔。近年之提倡中央與地方“共建”某某大學,似乎是地方政

        府“慷慨解囊”,頗有“養起來”的意味,卻較少考慮如何最大限度

        地發揮大學這一重要的資源。也有到大學“淘金”的,主要著眼于可

        轉化為利潤的專利技術,而不是思想文化。其實,最重要的是后者,

        技術可以異地購買,而風氣的養成,則非身歷其境不可。這里有大學

        本身自我封閉的問題,而當地政府對于“眾聲喧嘩”的大學頗為隔閡

        乃至存有戒心,依然是主要原因。

            陳平原,1954年生于廣東潮州。1984年于中山大學獲文

        學碩士學位,1987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

        學術史等。近年出版的著作有:《學者的人間情懷》、《陳平原小說

        史論集》、《陳平原自選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華文

        化通志散文小說志》、《老北大的故事》等。另外,出于學術民間

        化的追求,1991年起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研究集刊《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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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境界 譚庭浩

                大學的功用,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溝通精神和教化

            社會四項。

                記:北大建校快100年了。您這位北大教授,從中大到北大,

            先學生后先生,在大學呆了有20多年了吧?您近年又開始了對大學

            的研究。此時此刻,請您來談論大學,應是合適的選擇。首先想請您

            用最簡單的語言,講述一下西方和中國大學的歷史。

                陳:一般認為,現代西方的大學是由中世紀的“大學校”演變而

            來的。作為一種獨特的中世紀教育機構,其師生自治、資金自籌、獨

            立的行政管理,以及日趨完善的教學體制和學位程序等,均為后世的

            大學所繼承。不過,由于歷史傳統的制約,歐美各國大學的風格頗有

            差異。本世紀20年代,蔡元培將其概括為英國的養成人格、德國的

            專重學問和美國的兼及實用。這一說法大致可信,只是相對注重了類

            型的差異而忽略了歷史的發展。二戰結束以后,美式“現代大學觀”

            逐漸成為主流。關于中國大學的歷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

            一是從虞夏說起,強調“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高等教育居于

            世界教育史上的領先地位”;一是從晚清說起,稱現代中國的大學

            (University)乃是向西方學習的產物,與漢代的太學或

            明清的國子監不可同日而語。我持后一種意見。

                記:中國現代大學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

            其中,北大又起了哪些作用?

                陳:對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大學的作用幾乎不言而喻。或許應

            該這么說,目前中國人采用的“大學”制度,本身便是現代化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從船堅炮利到法政經濟再到文化哲學,晚清的開國歷

            程,與“大學之路”基本吻合。從注重實用技術的專門學校,到追求

            純粹學理的綜合性大學,西學東漸的進程與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同步。

            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培養經濟建設人才,貢獻高深學術成果,此等

            “大學之功用”,有目共睹。需要強調的是,大學不只出科技,更出

            思想----對于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大學更是功不可沒。

                古今中外的大學,在培養人才、傳播知識方面,有各自的貢獻。

            北大的突出之處,在于其影響了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以教

            學科研水平衡量,時至今日,北大也并非世界一流大學;但就其對于

            本國現代化事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北大的意義,又是許多世界一流

            大學所無法比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你持何種政治立場,都不

            能不承認其對本世紀中國的政治及文化走向影響極為深遠。作為其時

            唯一的國立大學,北大曾以新文化的發源地而備受時人及史家的關注。

            其后的半個多世紀,北大還有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重大舉措,以至談

            論20世紀中國的歷史與命運,很難完全繞開北京大學。

                對于北大的校風及校格,有過許多贊美之辭,最著名的,莫過于

            魯迅及馬寅初的說法。前者稱“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后者則以“犧牲精

            神”來概括“北大主義”,并稱“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

            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所有這些,半是“總結”,半

            為“期望”。北大之所以顯得“大”,最根本的,還是蔡元培所標榜

            的“思想”與“兼容并包”。此說并非權宜之計,大學之不同于專門

            技術學校或某一黨派的干部訓練班,就在于其允許多種聲音并存,鼓

            勵從事各種科學技術及思想文化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流的大

            學,不只出成果,出人才,更應該成為整個國家的“思想庫”與“實

            驗室”。

                記:將我國目前的大學與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學相比較,您覺得主

            要存在著哪些方面的距離?

                陳:大學的功用,在我看來,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

            溝通精神、教化社會四項。什么是合適的人才,如何鑒定學術成果,

            可能眾說紛紜;但將其作為大學的基本功能,則不會有異議。后兩者

            可就難說了。傳統的書院教學,講求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與志趣契合,

            希望在傳道授業解惑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現學術境界與人格魅力。

            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建立,使得著重點由人格養成轉為知識傳授,師

            生之間絕少思想交流的機會。“以課堂講授為主”,能夠完成專業知

            識的承傳,卻很難實現精神上的溝通。其實,“大學”(Unive

            rsity)的本意,便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

            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師生之間如切如磋的“論道”,同學間無

            時不在的精神交往,都是“大學”題中應有之義。德國哲學家雅斯貝

            爾斯將“生命的精神交往”定為大學的基本任務,不是沒有道理的。

            反觀今日中國大學,過分講求實用,事事希望“立竿見影”,鄙薄不

            著邊際、更不要說離經叛道的“清談”。長此以往,本該思想最活躍、

            精神最愉悅、感覺最靈敏的大學,將失去其特殊意義,而淪落成為

            “人才工廠”。

                至于強調學校具有教化社會的功能,本是中國人古老的傳統。古

            人云,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又添上一

            句:“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可是,自從文質彬彬

            的“善士”被作為思想改造的主要對象,大學便不再發揮“教化社會”

            的作用。80年代以后,雖說“臭老九”的帽子早已摘去,可仍然并

            非公眾追摹的目標。與此相適應的是,作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

            的大學,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也由重要的思想資源,轉為力圖減輕的

            經濟負擔。近年之提倡中央與地方“共建”某某大學,似乎是地方政

            府“慷慨解囊”,頗有“養起來”的意味,卻較少考慮如何最大限度

            地發揮大學這一重要的資源。也有到大學“淘金”的,主要著眼于可

            轉化為利潤的專利技術,而不是思想文化。其實,最重要的是后者,

            技術可以異地購買,而風氣的養成,則非身歷其境不可。這里有大學

            本身自我封閉的問題,而當地政府對于“眾聲喧嘩”的大學頗為隔閡

            乃至存有戒心,依然是主要原因。

                陳平原,1954年生于廣東潮州。1984年于中山大學獲文

            學碩士學位,1987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

            學術史等。近年出版的著作有:《學者的人間情懷》、《陳平原小說

            史論集》、《陳平原自選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華文

            化通志散文小說志》、《老北大的故事》等。另外,出于學術民間

            化的追求,1991年起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研究集刊《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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