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參西行漫記

岑參西行漫記

　　岑參，祖籍南陽(今河南、新野兩縣之間)，出自三代相門之家。但到岑參這代，家族早已敗落。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岑參西行漫記，一起來看看吧。

　　岑參一生經歷豐富，“早歲孤貧”，“十五隱于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天寶三載(744)進士及第后，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恥于官微，中年兩入西域絕塞，但也無所作為。安史之亂后，從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年2)至廣德二年(764年)，岑參曾三度為郎。

　　永泰元年(765)晚年岑參出位嘉州刺史，四年后，即大歷四年(769)詩人客死成都，終年五十五歲。

　　大家在中學的時候都學過這首詩，這首詩也是岑參詩歌藝術的濃縮。

　　要了解岑參的詩歌，就必須先了解盛唐。盛唐是一個氣象恢弘的時代，岑參的詩歌同樣反映了這一時代特色。熱情爽朗，樂觀天真，富于幻想和進取精神在其一生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多有再現(xiàn)。

　　陸游曾這樣評價岑參：“嘗以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后代詩論家對岑參詩歌也多所論列，宋代的詩論家嚴羽說：“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明代的邊貢更稱贊他的詩，說岑參詩近于李、杜，既有李的瀟灑、飄逸，又有杜的奇峭、悲壯，是二者的統(tǒng)一。他甚至更盛贊其詩有李、杜二家都不及的地方：

　　今誦其集，如所謂“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斯悲壯而奇矣;又知“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之句，不俊且逸也乎哉?夫俊也，逸也，輩也，壯也，李、杜弗能兼也，而岑詩近焉。

　　杜甫和岑參是知交，其在《杜少陵集》中對岑參詩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謝眺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語奇”、“意奇”是殷璠概括岑參早期詩歌的風格特點，而這樣的風格特點分明還貫穿岑參一生的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

　　整個唐代，邊塞詩盛興，盛唐尤盛。這種現(xiàn)象的形成是和當時整個社會的尚武風氣是不能分開的。眾多詩人的從軍出塞及塞上游歷，正是這一風氣的產物和表征。

　　當時，不僅明皇天子喜好邊功，而且士大夫階層的廣大成員也充滿著對邊功的向往，并影響了整個社會。一時上下激鼓，聲浪甚高，盛唐邊塞詩創(chuàng)作正是在這種熱潮的沖撞下達到鼎盛的。

　　忽視了這一史實，就會失卻對邊塞詩的準確把握和深刻理解。

　　岑參邊塞詩尤顯奇峭，這主要體現(xiàn)在格調上。岑參邊塞詩格調上的奇峭之美，最重要的呈現(xiàn)就是以風骨為核心的剛健、豪爽。

　　《唐才子傳》卷三：岑參“參累佐戎幕，往來鞍馬烽塵間十余載，極征行離別之情，城障寨堡，無不經行。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詞清尚，用心良苦。

　　詩調尤高，唐興罕見此作”岑參第一次出塞，是從天寶八載至天寶十載，第二次出塞是從天寶十三載至至德元載，兩次出塞有五六年時間，留下的詩作約七十余首。

　　岑參在詩中反映的矛盾心態(tài)大致可分兩個方面：

　　一是出塞和思鄉(xiāng)的矛盾。岑參兩度出塞，一次赴安西，一次赴北庭，跋涉山阻，歷經大漠風煙。應該說，岑參對遠赴西域有充分的準備。

　　他在首次出塞途中曾坦言：“也知塞垣苦，豈為妻子謀，”(《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況在遠行客，自然多辛苦。”(《暮秋山行》)他認為既然選擇了這條人生之路實現(xiàn)抱負，任何困難都應置之度外，“男兒感忠義，萬里忘越鄉(xiāng)，”(《武威送劉單判官府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勤王敢道遠”。(《發(fā)臨洮將赴北庭留別》)

　　在這一點上，岑參和唐代其他邊塞詩人一樣，有著昂揚的時代精神。

　　但是，從岑參出塞伊始，思鄉(xiāng)的感傷和痛苦就緊緊地伴隨著他，“別家賴歸夢，出塞多憂離。”(《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行至渭州見渭水東逝，他潸然淚下，“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目的地還未到，他的思想情感已難以抑制，“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逢人京使》)而此時離家尚不足兩個月。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路途的艱難，他竟然“塞迥心常怯，鄉(xiāng)遙夢亦迷，”(《宿鐵關西館》)因遠離故鄉(xiāng)心里常感到膽怯，夢中歸去也會迷路，思鄉(xiāng)的情結更加濃郁。

　　按常理，有了首次出塞的磨礪，第二次出塞思鄉(xiāng)之情應有所淡化，而事實上，他還在臨洮時就已“私向夢中歸，”(《發(fā)臨洮將赴北庭留別》)適逢趙仙舟罷使還京，更是引發(fā)無限感慨，“醉眠鄉(xiāng)夢罷，東望羨歸程。”(《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到北庭后，公事之余，岑參登樓遠眺，又觸動鄉(xiāng)思，“舊國眇天末，歸心日悠哉”(《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

　　送人東歸長安更使他傷心欲絕，“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題詩淚滿衣”(《送崔子還京》)明代唐汝詢認為：“此欣羨歸人，而自傷淹滯也，言彼之還京，唯恐行之不疾。我乃自留寒苦之地，涉雪題詩，能無揮淚乎?”可謂一語中的。

　　第二個矛盾就是建功與歸隱的矛盾。建功立業(yè)是唐代詩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標，尤其是邊塞詩人，他們不遠萬里進入邊地幕府，就是要建功立業(yè)，光宗耀祖。

　　岑參出塞前曾在朝中任職，但官卑職微，與其人生理想相距甚遠，心中不免苦悶，所以當有機會入幕府，便奮然前往。

　　在武威，他送同僚赴安西，稱其“中歲學兵符，不能守文章。功業(yè)須及時，立身有行藏，”(《武威送劉單判官府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既是鼓勵友人，也是自勉。

　　他在《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中說：“功名只應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更是透露出對功名的強烈渴望。

　　在岑參功名之心背后，我們也能觸摸到他心理的另一面——隱逸，隱逸不同于思想，思鄉(xiāng)是身處異地的孤獨情感，而隱逸則是逃離俗世回歸精神家園。

　　岑參出塞途中經過金城，偶見“庭樹巢鸚鵡，園花隱麝香”之景，便憶起舊日的隱居生活，“忽如江浦上，憶作捕魚郎，”(《題金城臨河驛樓》)在《早發(fā)焉耆懷終南別業(yè)》詩中說得更明白：“故山在何處，昨日夢清溪，”《過酒泉憶杜陵別業(yè)》中也說：“陽關萬里夢，知處杜陵田。”

　　終南別業(yè)和杜陵別業(yè)，是指岑參早年在終南山的隱居之地，那里山水宜人，安謐恬靜，“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初授官題高冠草堂》)“門徑稀人跡，檐峰下鹿群”，而今詩人“終日見征戰(zhàn)”，身不能東歸，只好夢回昔日的隱居之地了。

　　這兩種矛盾表現(xiàn)在思想情感上，便是豪與悲的矛盾。岑參就在這種充滿矛盾又無法解脫的生活中痛苦煎熬著。

　　有所作為是盛唐的時代要求，但“隱居本事那個時代普遍的傾向，”明白了時代的這一文化背景，我們便能真正地讀懂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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