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中第一人稱敘述者的生命隱喻

魯迅小說中第一人稱敘述者的生命隱喻

　　導語：魯迅作品的意義絕不僅僅局限于文學層面上，他在更多的時候是以一種文學的方法表述自身關于文化、社會與人生的哲學思考。

　　魯迅的《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都出現(xiàn)一個“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其中的“我”既包含啟蒙意味，又表現(xiàn)出生命的“荒原”、孤獨之感。這樣的敘述者不僅是魯迅在理性上批判或同情的對象，他們更是人生存的孤獨境界的隱喻。人們往往以一種理性的、啟蒙的思維模式去思考這類敘述者的必要性和意味，從而得出這兩篇文章中的“我”展現(xiàn)了魯迅自我的矛盾思想與痛苦的精神狀態(tài)，是魯迅內心分裂的外化形象。然而，這樣的觀點忽視了小說中“我”的超越時代的生命哲學意味。作為個人，無論“我”在思想上與呂緯甫、魏連殳多么一致，情感上多么同情呂緯甫、魏連殳，但人既然是孤獨存在的生命個體，就不可能與他人達到共在的生存狀態(tài)，不可能完全參與他人的生命歷程，從而，“我”與呂緯甫、魏連殳就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和解與理解，“我”也無法對其他生命個體生出真正的同情之心。因此，從生命哲學的層面看，“我”的形象是一種生命孤獨存在方式的隱喻。

　　一

　　魯迅是一個內心極其矛盾之人：一方面，他對啟蒙思想、理性主義抱有一種極其熱烈而崇尚的態(tài)度，希望以理性主義之光喚起民眾之覺悟，推動社會之進步;而另一方面，由于對世態(tài)、人生有著深刻體驗，他又有著懷疑理性、懷疑啟蒙主義的悲觀看法。從而，《在酒樓上》與《孤獨者》的“我”和呂緯甫、魏連殳構成了魯迅理性樂觀和感傷絕望這兩種心理狀態(tài)的映射。因而，從這層意味上看，“我”這樣一個敘述者的出現(xiàn)是為了表現(xiàn)同呂緯甫、魏連殳的矛盾糾葛關系以反映魯迅的自我矛盾。

　　《在酒樓上》中，“我”看似代表著一種光明的、不與社會同流合污的知識分子形象，然而，細細品讀，我們分明可以看出呂緯甫的人生選擇帶給“我”的一種恐懼與掙扎。在呂緯甫敘事的過程中，“我”幾乎一言不發(fā)，唯有默默地聽著，隨著故事的氣氛愈來愈沉重，“我”的自我審視也就愈來愈嚴厲，乃至于當最后終于和呂緯甫分離，沒有了精神的壓力之時，“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

　　而在《孤獨者》中，“我”和魏連殳關于孩童本來“全是天真”還是早有 “壞苗”的對話背后，隱藏了當時魯迅內心深處的沖突：一方面是對青年的期望，一方面是對青年將來也成了惡人的擔憂;一方面是對進化論的篤信與熱情，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陷入對于人性、對于歷史的悲觀認識。從而，“我”和呂、魏二人一起，展現(xiàn)了魯迅的矛盾的主觀態(tài)度和哲學見解，呈現(xiàn)了作家復雜的心理結構。

　　二

　　“我”的形象在很多情況下可以進行上述理解。然而，我們對于“我”形象的解讀，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魯迅作為一個受叔本華、尼采生命哲學很大影響的作家，理應賦予“我”以生命哲學的象征意義。

　　叔本華、尼采的哲學中提倡生命自由，將個體生命在道德上賦予無上地位，竭力將個人與群體、他人劃開界限。人的行動受生命的激情、意志所支配，道德、理性成為后天的、強制人們所接受的而非先天的、人們有義務接受的標準。生命哲學將以往存在的世界理性本質所打破，創(chuàng)立個個沒有秩序的世界。“上帝死了”，所以，“人就要為他生活著的一切所負責，為生于痛苦并注定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負責”。人既然以拋棄世界普遍的理性價值為代價獲取自由，那么，人便只能成為孤獨的個體。海德格爾甚至認為，只有人經(jīng)歷了苦悶意識的震動，人才可能意識到自我。這種自我的發(fā)現(xiàn)方式?jīng)Q定了憂郁、孤獨、絕望的“孤獨個體”的存在狀態(tài)才是最真實的“存在”狀態(tài)。個人在創(chuàng)造自我過程中就注定了生命孤獨、絕望的存在方式的宿命。

　　《在酒樓上》與《孤獨者》中，“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而出現(xiàn)，這表明作者拋棄了第三人稱敘述方法中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讀者對呂緯甫和魏連殳所能獲得的所有認知，全部來自單一的、非透視性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這樣接近人生本質的敘述方法本身在暗示讀者，在“上帝死了”的時代，上帝視角也隨之消失，我們無法與他人達到共在的生存狀態(tài)。我們對他人認知的獲得，或來自自身與之共同經(jīng)歷人生片段，或來自他人的敘述，但我們所能得到的認知都是片面的，任何兩個個體的生命軌跡不可能達到完全并行的狀態(tài)。這種敘述方式的選擇本身也是生命孤獨狀態(tài)的表現(xiàn)。而從故事模式上來看，人的孤獨狀態(tài)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在酒樓上》中的“我”由于天氣和心境的原因，暫返家鄉(xiāng)，從而遇到了自己的舊同窗、舊同事呂緯甫。而當呂緯甫敘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二人一時無話可說，并終于告別，向著相反的方向走去。而在《孤獨者》中，“我”在回鄉(xiāng)時認識了魏連殳，后多有交往。然而二人由于各自的生計問題，終于沒有許多對方的音信，直到“我”去魏連殳家發(fā)現(xiàn)死亡的事實。這種被錢理群稱為“離去――歸來 ――再離去”的故事模式透露著生命渴望他人的溫暖而終又無可奈何的現(xiàn)實。兩個人的生命軌跡若偶然相遇的曲線，相交后終究各奔東西。

　　認識到人生孤獨本質的魯迅，不僅在小說敘事策略與故事上表現(xiàn)出這種孤獨感，也總在試圖流露出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孤獨之感。這種孤獨感首先表現(xiàn)在“我”對于曾經(jīng)熟悉時空的陌生而又惶恐的心理。在《孤獨者》的開頭，“我在寒石山的一個親戚家里閑住”，已經(jīng)有一些客居、孤獨的味道。而《在酒樓上》的孤獨感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我”暫寓S城之后，早已尋找不到“以為可以會見的舊同事”，不僅學校“改換了名稱和模樣，于我很生疏”，就連以往常去的一石居也“沒有一個熟人”。所以才會生出感慨：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xiāng)，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干雪怎樣紛飛，這里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于我都沒有什么關系了。

　　而在更深的層面上，“我”的形象的孤獨意味是隱含在故事情節(jié)之中的。相比于《在酒樓上》以一種晦澀的方法表達第一人稱敘述者對呂緯甫的情感，《孤獨者》中“我”對魏連殳的感情更為清晰。“我”對魏連殳一直懷有親近感，抱著同情的態(tài)度。“我”曾經(jīng)試圖讓魏連殳“將世間看得光明些”，告訴魏連殳落魄的人們來到他這里并不是為了將他“當做消遣的資料”，“人們其實并不這樣，你實在親手造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了”。⑤在魏連殳走投無路之時，“我”還試圖提供幫助，“設法向各處推薦一番”，然而，當“我”受到“挑剔學潮”的攻擊，推薦“連殳”的事情被認作“呼朋引類”之舉時，“我”終于不可能再關心過問魏連殳的事情了。魯迅當然無意對“我”抱有微詞，“我”這種選擇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而這，正透露出人生存的本質：人既然是自由的、獨立存在的，個體生命就擁有排他的自我利益，當自我利益受到威脅之時，關心、援助其他生命就意味著巨大的甚至是違反生命本性的犧牲。這樣，生命的孤獨狀態(tài)已經(jīng)不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實，而是生命趨利避害式的選擇。當人們畏懼生存的“荒原”感時，這樣的現(xiàn)實更讓人覺得冷酷而絕望。從而我們看出了“我”形象表現(xiàn)的一種生命的孤獨感，看出了“我”背后生命悲劇的隱喻。

　　可以說，魯迅冷峻的目光中充滿了感傷、悲觀乃至絕望的色調。而這種生命無助的絕望，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魯迅對于個體生命孤絕狀態(tài)的洞見。魯迅反復感嘆個體生命之間不可消除的“隔膜”。在《故鄉(xiāng)》中，閏土同“我”的隔膜看似源于身份、地位的差別，但在深層次上，卻是由于個體生命間不可消弭的隔膜。“人和人的靈魂，是不相同”，“人類的悲歡并不相同”。魯迅對于人生的審視確實是異常冷峻與嚴酷，所以，他才會說，“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然而，魯迅的思想并不僅僅止于這血淋淋的審視，并不止于這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汪暉在《反抗絕望》中，專門討論了“孤獨個體、死亡、罪的自覺對絕望的反抗”。所以說，魯迅之偉大，在于其認識到了生命存在的孤獨境界，在于其認識到了生存絕望的本質。而唯有此，魯迅在絕望的生存狀態(tài)下仍然推崇的人道主義思想，他所堅持的人應當將他人當做人、給予他人同情的信仰，才顯出絕望之中的溫暖與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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