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宋代詩人蘇軾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昆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夾輔圣人(孫復《答張稠書》)。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diào)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shù)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后輩來往的書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fā),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chuàng)作要象山川的云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jié)果,是由內(nèi)容充實郁勃而自然表現(xiàn)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后來反復強調(diào)辭達,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nèi)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那么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xiàn)事物特征的神妙之處。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與手。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這里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shù)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何蓬《春緒紀聞》引蘇軾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內(nèi)容出發(fā),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它是蘇軾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長期刻苦鍛煉,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zhuǎn)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fā)。由于蘇軾閱歷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確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fā)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蘇軾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并稱。他的政治論文如《策略》、《策別》、《策斷》里各篇,從儒家的政治理想出發(fā),廣引歷史事實加以論證,精神上繼承了賈誼、陸赍的傳統(tǒng);而文筆縱橫恣肆,又顯見《戰(zhàn)國策》的影響。賈宜縱覽戰(zhàn)國秦漢之際的歷史發(fā)展,深究治亂的根源,對漢朝的政治提出建設(shè)性的意見。到北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階級的歷史經(jīng)驗更豐富了。蘇軾從小讀書就好觀前世盛衰之跡,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見《上韓太尉書》),他在仁宗末年所進策論,對當時封建社會帶有根本性質(zhì)的問題和各個問題之間的錯綜復雜關(guān)系是確有所見并提出自己的對策的。他認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內(nèi)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nèi)之禍。內(nèi)之民實執(zhí)存亡之權(quán)而不能獨起,其發(fā)也必將待外之變(見《策斷二十三》);谒麑Ξ敃r政治的這種認識,他對內(nèi)主張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對外主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從而爭取對敵斗爭的主動權(quán)。這隨賈誼《陳政事疏》的精神一脈相承。他的歷史論文如《平王論》、《留侯論》等是政治論文的另一表現(xiàn)形式!镀酵跽摗贩磳εe寇遷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積極的影響。由于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讀書,專為應舉,不能曉習時事(見《上韓太尉書》),他早年的進策和史論,議論多流于空泛,同時表現(xiàn)他政治上的保守態(tài)度,如在《勸親睦》主張恢復小宗來勸導人民親睦,在《武王論》里以湯武革命為非圣人,在《商鞅論》里以商鞅變法為破國亡家之術(shù)等。至于他說范增和義帝有君臣之分,應為義帝誅項羽,說諸葛亮只要費數(shù)十萬金,就可以離間魏國的君臣,舉兵滅之,更是不審察情勢,大言欺人的書生之見。他這部分文章雖內(nèi)容沒有什么特別可取,而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fā),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土子的敲門磚。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萊羹(見陸游《老學庵筆記》),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禪就是這樣來的。后來他在實際政治中受過較多的鍛煉,逐漸改變縱橫家的習氣。他在元佑、紹圣間針對具體政治問題寫的奏議,如《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等,議論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陸贄。
蘇軾集中的書札、雜記、雜說、小賦等,大都夾敘夾議,隨筆揮灑,表現(xiàn)了作者坦率的胸懷,也表現(xiàn)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愛好,成就遠在他的政治論文之上。他在《傳神記》里記僧惟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經(jīng)過細致觀察,于眉后加三紋,就十分逼真,說明細節(jié)真實對于傳達人物神情的重要性。他在《書吳道子畫后》里說畫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藝術(shù)的規(guī)律,又要有創(chuàng)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為規(guī)律所束縛;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筆墨之外,表現(xiàn)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說的妙理。這些見解雖是就繪畫說的,其他藝術(shù)部門也可以相通,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fā)。他在黃州寫的《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在惠州寫的《答參寥書》,談生活、談文藝、談謫居時的心境,都比較親切有味,而沒有在語言文字上裝腔作勢。它不但擺脫漢魏以來辭賦作者以艱深文其淺陋的文風,同時避免了韓愈以來古文家力去陳言夸末俗的矜持習氣。這不僅決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養(yǎng),同時和當時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有關(guān)。他的《與可畫芫菪谷偃竹記》寫出了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藝見解,回顧了他和文與可的往來唱和,表現(xiàn)他們的坦率而富有風趣的性格。在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詩、有賦、有書札、有敘事、有議論,好象隨筆所至,漫無邊際,然而它依然有個中心內(nèi)容,一意貫注到底,那就是表現(xiàn)他們向來交情的親厚,以及他見到這幅遺作時對文與可的深沉悼念。他的《赤壁賦》以詩一樣的語言抒寫江山風月的清奇和作者對歷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又通過客與主的對答,水與月的譬喻,探討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表現(xiàn)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時的苦悶心情和當他從莊子、佛家思想出發(fā)觀察宇宙人生時的灑脫態(tài)度。篇中的主客實際代表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仍然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更象首美妙的散文詩,完全擺脫了漢賦板重的句法和齊粱駢儷的作風。
蘇軾自說少年時讀書,每一書分作數(shù)次讀,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問題,如第一次只注意興亡治亂的問題,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問題。他對歷史上的重要著作都這樣分門別類地掌握了它的內(nèi)容,當他臨文時不論遇到哪一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聯(lián)想起他過去的學習心得加以發(fā)揮。他自稱這是八面受敵的方法。他早年寫的議論文,每提出一種意見,都能聯(lián)系古今史實和前人論著,反復加以說明,看出他這方面的工夫。然而這僅僅是他文章基礎(chǔ)的一個方面,這方面的基礎(chǔ)使他的散文具有豐富的歷史內(nèi)容,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卻還不能說明他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的藝術(shù)特點。蘇轍說他少年時讀《莊子》,感嘆地說: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見《東坡先生墓志銘》)莊子文章表達的自由、聯(lián)想的豐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早年寫的《中庸論》里已看出它的影響。后來他到汴京應試,在《行賞忠厚之至論》里說: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奉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用以說明法官要嚴格執(zhí)法,而君主要寬厚愛人?既『笏ブ]見主考官歐陽修,歐陽修問他見于何書,他說:何須出處?當然,在政論文里虛構(gòu)歷史事實是不允許的;然而這也正好表現(xiàn)他要求擺脫史書的束縛,更自由更大膽地表達意象的創(chuàng)作精神。謫官黃州以后,他閱歷更廣,學問的積累更豐富,對現(xiàn)實的體察也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廣闊的境界里馳騁自由的聯(lián)想和曲折無不盡意的筆力,莊子文章對他的影響就更其顯著了。
蘇軾的父親蘇洵,號老泉,著有《嘉祐集》,弟弟蘇轍字子由,著有《樂城集》,也以散文著稱。后人合稱三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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