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jīng)》書名辨析
《易經(jīng)》最初書名為《易》，而非《周易》。后人將古籍文獻中的“周易”二字添加上書名號所帶來的誤解，導致易學界長期以來將《易經(jīng)》、易經(jīng)、《周易》、周易四個概念混淆使用，造成概念混亂。
很多學者使用《周易》(帶書名號)來表述古經(jīng)《易》這本書，甚至常常將不同的概念混同使用：一會兒稱《周易》，一會兒稱周易;一會兒稱《易經(jīng)》，一會兒稱易經(jīng)。從概念上講，常常讓人弄不清其準確定義。對此，有學者認為，《周易》與《易經(jīng)》是古經(jīng)《易》的不同稱謂，說的是同一本書。[1]另有學者則持反對的意見，認為《周易》與《易經(jīng)》兩個概念截然不同，但存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周易》概念的外延大于《易經(jīng)》，因為除了《易經(jīng)》外，還包括《易傳》，是《易經(jīng)》和《易傳》的統(tǒng)稱;[2]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易經(jīng)》概念的外延大于《周易》，因為《易經(jīng)》包括三部分，其中一部是《周易》，另外兩部是《連山》和《歸藏》。[3]究竟孰是孰非，始終沒有定論。這樣一種概念混亂、莫衷一是的情況并非個別，在有關易學的著作、論文中可以說比比皆是，而易學界對此并沒在意，長期以來一直模棱兩可地混沌至今，可在稍微懂得邏輯學知識的人看來，則是貽笑大方。因為如果連最起碼的基本概念都沒有劃分清楚，作為概念的科研基礎還處于混亂狀態(tài)，那還有什么學術(shù)研究可言呢?甚而至于，由此帶來社會認知和社會實踐的誤區(qū)―― 一些人誤將算命先生當成是“《易經(jīng)》大師”，把研究《易經(jīng)》的學術(shù)成果錯當成是“美化巫術(shù)”，使得具有完美的哲學思想、樸素的數(shù)理科學和中國式的邏輯思維特點的《易經(jīng)》，與占筮、算命等術(shù)數(shù)為主要內(nèi)容的周易預測混淆在一起，黑白難辨，從而使《易經(jīng)》這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精華的科學價值被貶低。
筆者經(jīng)研究后認為，學者及出版者在著作及論文中使用《周易》這一帶有書名號的概念屬于誤解。僅僅多了個書名號，看似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實際上其中卻蘊含著很深的歷史辨析及認知問題，可謂大是大非。故而試對此問題作一辨析，與專家學者們商榷。
一、 《易經(jīng)》最初書名為《易》，而非《周易》
周文王被商紂王軟禁的7年中，“演易之六十四卦，各為彖。”由此寫作出《易》這一大作。但周文王在滅商之前便先期死去�？梢�，周文王作《易》之時系商代末年，雖然此時周人已經(jīng)稱周，但僅僅是“周國諸侯”，絕不敢稱“周朝”。因而此時即使非要以朝代來定書名，也不應用“周”字。
至西周時，盡管周公旦組織文人對《易》又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系統(tǒng)性的編纂，但仍稱其為《易》。因為一直至春秋時，后人自始至終稱《易》，無人稱《周易》。如《論語・述而》：“加我數(shù)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系辭》：“《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孔子及其門生所作的“十翼”，稱為《易傳》，并非稱《周易傳》，其中所有解古經(jīng)《易》之語，均稱《易》如何如何，未曾有《周易》如何如何的記載。盡管《易》后來被儒家尊為“六經(jīng)之首”，但書名未變，始終稱《易》。
即使到了漢代，眾多學者頻繁征引《易》，通常也只稱“《易》曰”，從未見過“《周易》曰”的字樣。如《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h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漢書・司馬遷傳》：“故《易》曰：‘差以毫厘，謬以千里。’”《淮南子・謬稱訓》：“故《易》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說文》釋“相”字：“《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乎木。’”《說苑・敬慎篇》：“《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甚至到明清兩代，大多數(shù)正統(tǒng)學者仍稱其為《易》。例如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中記載：“《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shù)，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
以上足以證明，春秋時代的學者仍尊周、尚周，甚至自視為大周朝之人，不管是評議還是詮釋，都絕對沒有必要在《易》之前添加上“周”字。即使?jié)h唐宋至明清，大多數(shù)學者均依照前人所述始終稱《易》。故而《周易》書名無從說起。
二、周易之“周”并非與“易”合為書名
“周易”(沒有書名號)一詞，最早見于《左傳》。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左傳・襄公九年》：“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此記載的“周易”，在戰(zhàn)國時期的古籍中并不多見。當時的古籍中均不會有標點符號，更不可能有書名號�，F(xiàn)今譯注者及出版者將“周易”加上書名號，[4]實屬誤解。因為筆者認為，《左傳》中的“周易”二字，意指“周朝之《易》”，是“周朝之《易》”的簡稱。得此結(jié)論，除了前面已經(jīng)舉證說明的以外，還有如下三點理由：
其一，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古籍中涉及的“周”字，多指西周。例如《尚書》中記載：“天休于文王，與我小邦周。”[5]又如《大學》中記載“周雖舊邦，其命惟新。”[6]《左傳》“周易”之中的“周”字也應是如此，即意指西周。故而，“周易”之中的“周”字應看作是《易》前面的定語。因為學易之人都知道，在周朝之《易》之前，還有夏朝之易《連山》和商朝之易《歸藏》。“周易”這一稱謂是當時的史官或其他作者要確定所指的古經(jīng)易是周朝之《易》。
其二，按照習慣，后代評前朝之作，為確定“代號”和區(qū)分不同朝代的同一類型作品，才有必要添加上“周”，譬如對于西周時期的禮制，后人均簡稱其為“周禮”。例如《中庸》有記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7]這里的“周禮”，意指“周朝之《禮》”，由此絕對不能用帶有書名號的《周禮》來表述。②也就是說，如是周朝當朝之作，就無需說“周”，除非是史書，否則就是多此一舉。周朝時代所出的不少文化古籍，例如《詩》、《書》、《禮》、《論語》、《大學》、《中庸》等，有哪一個需要在書名前添加上“周”字?而最先涉及“周易”二字的《左傳》，恰恰是出自不再認同自身為“周朝之人”、且無人尊周的戰(zhàn)國時代的.作者。以前有學者誤認為《左傳》出自左丘明之手，即春秋之時，實際上，經(jīng)過專家考證，《左傳》成書之最早年代，應在公元前375年鄭國滅亡后至公元前 360 年之間。[8]這一時期，雖然在我們現(xiàn)今史學上仍將它確定為“東周”，似乎仍處于“周朝”，但實際上，那時的人們早已認為徹底告別了“周朝”而進入新的朝代。故而《左傳》始稱“周易”，既可證明《左傳》并非出自春秋之時，而是出自無人尊周的戰(zhàn)國時代，又能證明“后周朝”時代古人將《易》定出“代號”――“周”，以后人的角度來述說“前朝”之事，這一做法非常合情合理。二者真可謂相輔相成。 其三，無論是上海博物館館藏的戰(zhàn)國竹簡，還是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漢初帛書，涉及古經(jīng)《易》書名的原始記載均為《易》，根本不見帶書名號的《周易》表述。
將“周易”加上書名號，有學者認為古籍中另有出處，依據(jù)是《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fā)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十車。……其《易經(jīng)》二篇，與《周易》上下經(jīng)同。”筆者以為，古籍原文應是“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fā)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十車其易經(jīng)二篇與周易上下經(jīng)同”，[9]如果加入標點符號的話，應是“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fā)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十車。……其《易》經(jīng)二篇，與周《易》上下經(jīng)同。”至于《漢書・藝文志》所寫的“易經(jīng)十二篇”，應是意指“《易》與其經(jīng)傳③共十二篇”，而非“《易經(jīng)》十二篇”。
三、 《易》被改稱《易經(jīng)》系“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
古經(jīng)《易》的書名是何時被改稱為《易經(jīng)》的?筆者認為，這應與西方科學家對《易》的理解和翻譯有關。
四個世紀之前，即1685年，法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數(shù)學家白晉(1656―1730)奉法王派遣來到中國傳教，在傳教的同時開始研究《易》，后著有《易經(jīng)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等著作。1697年，白晉明確地將古經(jīng)《易》翻譯成《易經(jīng)》，在巴黎以《易經(jīng)》為題專門作了一次演講。在演講中，他把《易經(jīng)》視為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樣合理、完美的哲學。[10]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首次給予古經(jīng)《易》科學性的最高評價。自此之后，西方科學家都統(tǒng)一地稱中國古經(jīng)《易》為《易經(jīng)》。例如黑格爾說：“《易經(jīng)》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 。”他在《世界哲學史綱》(英譯本)中寫道：“《易經(jīng)》此書是被作為中國思維的基本著作，這是由于它是從一和二的抽象開始的，然后對適合于這些抽象思維形式的具體存在去進行探討。”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說：“中國的確有一種‘科學’，其‘標準著作’就是《易經(jīng)》，只不過這種科學的原理就如許許多多的中國其他東西一樣，與我們的科學原理完全不同。”榮格在肯定《易經(jīng)》科學價值的同時，正確地指出了《易經(jīng)》所代表的中國科學與西方科學在思維方式和認識方法上的根本區(qū)別。1949年歐洲哲學權(quán)威C・G捷恩為英文版《易經(jīng)》所寫的序言中說：“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jīng)》。”正是由于西方科學家將中國古經(jīng)《易》的書名直接翻譯成《易經(jīng)》，并給予了極高的贊譽，獲得了中國眾多學者的認同，才使得國內(nèi)很多學者也習慣將古經(jīng)《易》的書名改稱為《易經(jīng)》，延續(xù)至今。
四、 《易經(jīng)》與周易等概念應嚴格劃分
后人將古籍中的“周易”，誤解為書名，甚至以訛傳訛，明顯缺乏嚴謹態(tài)度。即便是將《易經(jīng)》和《易傳》合在一起稱做《周易》也仍不妥，因為《易經(jīng)》和《易傳》兩者性質(zhì)不同、功用不同，所吸收的思想資料不同，邏輯體系也不同;如果“經(jīng)傳不分”，將二者合在一起統(tǒng)稱為《周易》，“不利于對兩者自身所具有的體系、價值、特點等進行研究。”(174)故而《周易》的表述不符合“經(jīng)傳分開”的邏輯趨勢。更有后人對一些易學概念隨便使用，造成了概念的混亂。例如有人說：“易經(jīng)就是《易經(jīng)》，也是周易或《周易》。”可見，易經(jīng)、《易經(jīng)》和周易等概念被混為一談。
那么，這些概念應如何作出符合邏輯的嚴格劃分呢?筆者淺見如下：
《易經(jīng)》：它的邏輯概念外延最小，系指周文王寫的六十四卦的卦辭和周公組織文人集體創(chuàng)作的六十四卦的爻辭并進行系統(tǒng)性編撰的著作全文。共計4986個字。它僅僅指周朝之《易》。表面上看，《易經(jīng)》中的卦辭、爻辭等部分似乎與占筮不無關系，但從其深層的整體邏輯結(jié)構(gòu)上看，它具有的完美的哲學思想、樸素的數(shù)理科學和中國式的邏輯思維特點的價值不容低估。
易經(jīng)(不帶書名號)：它的邏輯概念外延比《易經(jīng)》要大，系指三部易著：夏朝易――《連山》;商朝易――《歸藏》;周朝易――《易經(jīng)》。
周易(不帶書名號)：它的概念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
狹義的周易概念，為了與廣義的周易概念區(qū)分開，可使用引號，即“周易”。“周易”概念的外延比《易經(jīng)》略大，包括《易經(jīng)》和《易傳》，但絕對不可以用《周易》(帶書名號)來表述，因為我們誰也沒有權(quán)利將各自獨立成篇的《易經(jīng)》和《易傳》兩部書合成一本書。
廣義的周易概念外延最大，除了《易經(jīng)》和《易傳》外，還包括自秦漢、唐宋至明清，歷史上所有就《易經(jīng)》和《易傳》進行解讀、詮釋、分析和研究的理論學術(shù)著述，以及對易學義理、數(shù)理、占術(shù)的補充、完善和創(chuàng)新的全部內(nèi)容，是易學文化始發(fā)并延續(xù)、學術(shù)與應用的統(tǒng)稱。在這其中，有一些占筮、算命的內(nèi)容雖然與科學是大相徑庭的，但社會上的很多普通群眾甚至也有上層人士卻比較喜歡，他們所理解并口口相傳的周易，基本上都與中國傳統(tǒng)預測的應用相關，也就與占筮、算命等脫不開關系。久而久之，大眾對周易二字的理解，占筮、算命的成分已經(jīng)遠遠地大于學術(shù)理論研究的成分了。
綜上所述，帶有書名號的《周易》，不但找不到有理有據(jù)的出處，而且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能帶來說不清的費解和歧義，它可以說是后來部分學者誤解所導致的誤用。因此，研易者在表述《易經(jīng)》時，再用《周易》或周易這一表述，就未免添亂了。學術(shù)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的不同表述，都各自應有嚴格的定義，各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本文對一些概念進行了細致的劃分，目的就是要避免費解和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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