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小說《封鎖》中的詞匯藝術

張愛玲小說《封鎖》中的詞匯藝術

　　導語：短篇小說《封鎖》是張愛玲的代表作之一，故事描述了某天舊上海在電車被封鎖的短暫一刻中上演的世態(tài)人情。該小說的詞匯藝術具體體現(xiàn)在“語體滲透”、“疊字組合”和“雅俗共賞”三個方面。

　　張愛玲的《封鎖》描述了1943年8月的某天舊上海在電車被封鎖的短暫一刻上演出的世態(tài)人情，小說沒有回環(huán)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沒有紛繁復雜的人物構成，也沒有直白通透的情感流露，有的只是一種漫不經心的冷靜敘述，卻擁有振聾發(fā)聵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當然與張愛玲高超的寫作方法和用詞技巧密不可分。這里，我將試著拋開以往學者對該作品思想主旨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而單純地從詞匯學的角度探究該作品的詞匯藝術和用語特點，并以大量具體實例加以說明。毫無疑問，中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是極具時代特色的，它雖然基本完成了新舊文學之間的嬗變，卻仍處在探索并亟待完善的風口浪尖，張愛玲是當時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她擁有豐富系統(tǒng)的文言知識，也接受了新文化和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浸潤，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的結合使她的作品在詞匯方面表現(xiàn)出鮮明的古典性和現(xiàn)代性，并且這兩種特點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滲透、互為表現(xiàn)的，故張的作品總是顯得精美婉麗，同時又顯得大膽新穎，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特殊美感。下面我將試從“語體滲透”，“疊字組合”和“雅俗共賞”三方面詳細分析張愛玲的《封鎖》，以此探究深藏在作品文本背后瑰麗華美的詞匯藝術。

　　一、語體滲透――突破常規(guī)的“準點到達”

　　在品讀張愛玲的小說作品時，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感受到一種使作品語言極具張力的“語體的交叉與滲透”。那么，什么是語體的交叉滲透呢?在我們目前的現(xiàn)代漢語中，較為通行的分類方法是：先分為談話語體和書卷語體，書卷語體再分為政論、公文、科技和文藝四體。不同的語體因為交際區(qū)域和交際任務等因素的不同，具有各自的言語風格特點，各語體之間具有排他性，但是，為了表達的需要，不同的語體之間會發(fā)生交叉滲透的現(xiàn)象，一種“語體”借用其他語體的一些“專用”表達手段，來提高表達效果。而所謂的“語體滲透”，其實就是不同語體間通過各自“專用”表達手段的交流，將適于某一交際目的的手段經功能改造而運用于某一別的交際目的，從而形成了一種語體包含有其他語體的某些成分，兼具其他語體的某些特點的一種語體現(xiàn)象。[1]而小說顯然是文藝語體下位語體中的一員，張愛玲生活在較為現(xiàn)代化的上海，新事物不斷得到催生，她就不自覺地便運用了語體交叉的表達方式，從政論語體，口頭語體，公文語體，科技語體等語體中借用了一些語言要素，提高了語言表達的效力和美感。在張愛玲的《封鎖》一文中，“語體滲透”這一特點就顯得格外明顯，例如：(1)老頭子左手坐著吳翠遠，看上去像一個教會派的少奶奶，但是還沒有結婚。她穿著一件白洋紗旗袍，滾一道窄窄的藍邊――深藍與白，很有點訃聞的風味。(2)吳家是一個新式的，帶著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勵女兒用功讀書，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了頂兒尖兒上……(3)他認得出那被調戲的女人的臉譜――臉板得紋絲不動，眼睛里沒有笑意，嘴角也沒有笑意，連鼻洼里都沒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點顫巍巍的笑意，隨時可以散布開來。

　　顯然，例(1)中的“訃聞”的語體是適用于某一特定場合的公文語體，張愛玲借用了其中的某些要素形象生動地刻畫出了吳翠遠素整規(guī)矩的衣著特點，同時也利用“訃聞”這一詞語的嚴肅性，暗示了女主人公在生活中的嚴肅、刻板、不茍言笑并缺乏活力的特征，產生了一種近乎白描的表達效果。再如例(2)中的“頂兒尖兒”一詞，分明是口語語體中的一個要素卻被用到文藝語體中，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用法把翠遠家人鼓勵她讀書的心態(tài)描述得十分準確，甚至還流露出了些許自私與委瑣。又如例(3)中的“臉譜”，它借用了傳統(tǒng)京戲的行業(yè)術語，而文中描述的卻是翠遠誤以為自己被調戲時的面部表情，這無疑是一張一本正經的面具，在面具之下的翠遠仿佛已經失去一個生命該有的真實與生動，甚至有些虛偽做作，由此流露出小說“好人的面具容易見到，真人的表情卻無法見證”的無力與哀涼。

　　張愛玲在《封鎖》中多次運用了語體滲透的方法，并借此刻畫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與他們細膩豐富的內心世界，甚至還深化了小說的主題的反諷性，強化了小說的表達內涵，正如吳先生字《現(xiàn)代漢語修辭學》中所說“含蓄表現(xiàn)風格的構建宜重表層語義與深層語義的分離，即‘字義’與‘用意’的不一致，表里有異。”[2]

　　二、疊字組合――“重巒疊嶂”中盡顯“廬山真面目”

　　這里所說的疊字，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疊音字。在《封鎖》中，張愛玲就運用了大量的疊音字，主要有以下四種不同的形式：(1)單音重疊，如：蠕蠕、冷冷、漸漸、重重、窄窄、略略、緩緩、長長、雙雙、輕輕、淡淡、孜孜、悄悄、細細、偏偏、暗暗、匆匆、微微、灼灼、怯怯、小小、冷冷、喃喃、霍霍、當當、遙遙等。(2)單音詞素+單音重疊，如：光瑩瑩、沙啦啦、緊騰騰、紅噴噴、眼睜睜、油汪汪、熱騰騰、一個個、骨碌碌、孤零零、顫巍巍等。(3)單音重疊+單音重疊，如：零零落落、彎彎扭扭、齊齊整整、吃吃艾艾、三三兩兩、吞吞吐吐、斯斯文文等。(4)雙音節(jié)詞語的疊用，如：老長老長、一點一點、一個一個、一步一步、轟隆轟隆等。不難發(fā)現(xiàn)，以上的詞語大多都起到修飾的作用。在一個句子中，它們雖然不是中心詞，卻起著舉足輕重的關鍵作用。比如小說的第一段：開電車的人開電車。在大太陽底下，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里鉆出來的曲，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么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沒有完、沒有完……開電車的人眼睛盯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然而他不發(fā)瘋。

　　張愛玲將電車比喻成曲蟮，單看字面，我們就能感到“沁人心脾”的涼意，而且給人強烈的忸怩之感，開電車的人雖然不瘋，我們讀者卻快發(fā)瘋了!這種神奇的表達效果不能不說是“光瑩瑩”、“老長老長”、“蠕蠕”這些詞的功勞。這三個疊音字本來都是形容曲蟮這種生物的特點的，這里卻用來形容沒有生命體征的電車，輕而易舉地讓電車活了起來，使其有形態(tài)感和質量感，從而在小說的開端營造出了一種緊張感和壓迫感，真讓人發(fā)瘋。又如：該死，董培芝竟看見了他，向頭等車廂走過來了，謙卑地，老遠的就躬著腰紅噴噴的長長的面頰，含有僧尼氣息的灰布長衫――一個吃苦耐勞，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龍快婿。在這個例子中，“紅噴噴”一詞就很有表現(xiàn)力，仿佛有種欲將董培芝內心世界噴出來的神奇魔力，它既成功地表現(xiàn)了董培芝在電車上遇見呂宗楨的羞怯、謙卑、恭敬，又流露出些許諂媚卑瑣之感，卻又不流于“紅彤彤”、“紅艷艷”這類詞語的平淡無奇。 　　總的來說，諸多疊音字都帶有明顯的口語色彩，它們即使小說的句子具有豐富的韻律美，又強化了語言的生活氣息和準確性，具有非凡的表達效果。

　　三、雅俗共賞――將“典雅”與“世俗”熔一爐(張愛玲有很深的舊學功底故能自如地運用典雅的成語，“朗吟”、“暌隔”、“端凝”、“溺斃”、“惶愧”、“悵惘”、“憧憬”、“迢遙”、“氤氳”、“邂逅”、“娉婷”、“顛躓”……這樣一些文言色彩甚濃的詞匯她都運用自如。張愛玲又耽愛市民的俗美，語言貼近著都市情境，擅長運用“討人厭”、“打瞌睡”、“耍貧嘴”、“沒奈何”、“抽涼氣”、“漏臉”、“活該”、“插嘴”、“搭碴”、“嘮叨”、“手滑”、“沒勁”、“作興”、“湊活”等活在俗人眼中的字眼。[3]在《封鎖》這一小說中，就出現(xiàn)了眾多典雅的成語，如：“略勝一籌”、“鴉雀無聲”、“小心翼翼”、“千篇一律”、“不由自主”、“模棱兩可”、“大聲疾呼”、“紋絲不動”、“吃苦耐勞”、“守身如玉”、“乘龍快婿”、“將計就計”、“順水推舟”、“無惡不作”、“吃苦耐勞”、“出其不意”、“不堪設想”、“無歇無休”、“花言巧語”、“一塵不染”、“潛移默化”、“萍水相逢”、“吞吞吐吐”、“無家可歸”等等。當然，小說中也有比較市井化的詞語或短語，如：“抽長”、“如意算盤”、“擠出來的牙膏”、“快刀斬不斷”、“豬玀”、“活該”等。這里我們來舉兩個具體的例子：(1)該死，董培芝竟看見了他，向頭等車廂走過來了，謙卑地，老遠的就躬著腰紅噴噴的長長的面頰，含有僧尼氣息的灰布長衫――一個吃苦耐勞，守身如玉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龍快婿。(2)開電車的放聲唱到：“可憐啊可憐!一個人啊沒錢!可憐啊可――”一個縫窮婆子慌里慌張掠過車頭，穿越過馬路。開電車的大喝道：“豬玀!”在例(1)中，“吃苦耐勞”、“守身如玉”和“乘龍快婿”三個成語寥寥數(shù)語，就將董培芝的形象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并且極具諷刺意味。而在例(2)中，“豬玀”一詞是舊上海的詈詞，十分生活化，甚至顯得有些粗俗，卻以一種最真實的方式把開車人的工作狀態(tài)和人物形象表現(xiàn)出來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剛才封鎖期中發(fā)生的那段風花雪月的小插曲的有利否定，無疑，這是把人帶回現(xiàn)實生活最有利的音符。典雅的成語反映著張愛玲小說的古典性與嚴肅性，世俗的話語則為其注入了現(xiàn)實生活的血液，兩者的穿插組合使小說文采斐然，別具韻味，更重要的是，小說的反諷意味由此得到了加強。

　　法國文藝理論家巴特說：“語言是文學的生命，是文學生存的世界，文學的全部內容都包括在書寫活動之中，再也不是什么‘思考’、‘描寫’、‘敘述’、‘感覺’之類的活動中了。[4]的確，詞匯是組成句子的基本單位，而句子又組成了文學作品，因而說詞匯是文學作品的血肉是毫不夸張的，而且它們常常滲透并散發(fā)著文學作品的靈魂。在張愛玲的小說《封鎖》中，我們就通過她豐富多彩的詞匯看到了小說深一層次的精神氣質。她這種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的“破立”精神留給我們許多值得回味與借鑒的精神財富，由此，我們也將學習她善于回歸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注重詞匯的選擇、運用與創(chuàng)新的榜樣，從而更好地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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