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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宰相張九齡
張九齡是唐玄宗朝最后一任儒家宰相,最后一任文人宰相,也是最后一任能犯顏直諫的宰相。他的執(zhí)政,是唐玄宗勵精圖治精神的最后表現(xiàn);他的下臺,則是開元之治在中央政府人事上的終結(jié)。
張九齡這個名字,在流傳后世的歷史名人中,或在唐朝名人中,很難說是著名還是不著名,F(xiàn)代人了解他的角度僅在文學,在于他寫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等感傷詩句。除此之外,似乎對他就不再有更多的印象。
其實(筆者在這里著重用了“其實”二字,以強調(diào)轉(zhuǎn)折的語氣),張九齡的人生經(jīng)歷及其意義,遠非這么簡單。他是盛唐時代的一個關(guān)鍵人物,由于盛唐是中國歷史的關(guān)鍵時代,由此而推,他當是中國歷史的關(guān)鍵人物之一。
張九齡作為盛唐的關(guān)鍵人物,在于他有過幾年的宰相生涯。他這個宰相,不是有名無實或聊勝于無的政治陪客,而是一個實打?qū)嵉恼嬖紫啵粋秉執(zhí)中樞大權(quán)的宰相,一個能與唐玄宗坦誠對話的宰相。若沒有顯耀的相位,張九齡至多不過是個出色的文人,絕對無法影響盛唐的政治進程。
張九齡,又名博物,字子壽,曲江(今屬廣東)人。從相關(guān)的傳記來看,他在孩童時極為聰明,并鐘情于文學,七歲能寫出流暢的文章,十三歲時上書廣州刺史王方慶,刺史大人讀后,口中蹦出了這樣一句話:“此子必能致遠。”
好文學,是當時的社會風尚,這個風尚的流行,自然有傳統(tǒng)的精神因素,但直接刺激它的,則是能換取富貴官爵的科舉制度,其中最為體面的進士考,包含著大量的詩賦等文學內(nèi)容。從小打下的扎實底子,加上出眾的天賦,使張九齡一舉金榜題名,年紀輕輕就成為被人們視為天之驕子的進士。時為太子的季隆基拔舉天下文藻之士,張九齡對策高第,被正式任命為向皇帝進言的諫官之一—右拾遺(一人仕途就做諫官,伏下了張九齡日后禍福雙重之機,唐玄宗起先欣賞他的敢諫,以此對他產(chǎn)生了高度的信任,然諫多了,卻開始煩他的諫,終因無法忍受他的諫,而產(chǎn)生了將他調(diào)出中樞之心)。
李隆基走上帝位二十多年后,將當年他親自提拔的張九齡,任命為中書令(宰相之一,且時居宰相之首)。張九齡一步一個臺階,從右拾遺做到了宰相。他能走到這一步,前宰相張說起了很大的作用。
張說是幫助唐玄宗登臺的功臣之一,為相期間進行了從府兵到募兵的兵制改革,主持過邊境戰(zhàn)爭,并寫得一手好文章,被人譽為“大手筆”,文韜武略,是不可多得的相才?蛇z憾的是,此人貪得很,為貪財,中過仇家姚崇臨終留下的遺計,為姚崇撰寫碑文;為收受錢財,他丟掉了相位,銀檔入獄。貪,使他貪小失大,毀了一世的英名(此足為有才者復(fù)欲成為有財者戒)。
張說看中張九齡,是看中他的文才,并預(yù)言他將是“后來詞人稱首”。兩人都姓張,由此認為同宗。根據(jù)(開元天寶遺事》的記載,好文學的唐玄宗,對張九齡的文學才干更是稱贊備至,對侍臣說:“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聯(lián)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笔芳曳治稣f,張九齡之所以能人主中樞,除政治德能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文學才能與成就。
張九齡被拜為宰相及其結(jié)局,是唐玄宗在個人政治轉(zhuǎn)型之際的特殊產(chǎn)物。已取得“開元之治”輝煌成就的唐玄宗,在慣性的驅(qū)使下,需要一個有濃重儒家意識的仁人君子來主持政局,以體現(xiàn)德澤天下的浩蕩皇恩;需要一個有高度文學成就的文壇巨匠來粉飾朝廷,以體現(xiàn)歌舞升平的祥和氣象。二者合一,張九齡是最合適的人選。然而,這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唐玄宗在長期的政治勞作之后,對政務(wù)事必躬親的做法已產(chǎn)生厭倦,想退進深宮享受享受人生,由此他需要一個帶有強烈法家色彩的人物來主持政局,以推行法制來鎖定政治模式,便于他放松對政權(quán)的控制;需要一個擅長領(lǐng)導(dǎo)吏治的務(wù)實人物,來使大唐帝國的事務(wù)從上到下都得到有序的管理,便于他坐享其成。二者合一,他發(fā)現(xiàn)了李林甫。
出于奇恃的政治構(gòu)思,唐玄宗在將張九齡推人中樞后不久,又醞釀提名李林甫為宰相候選人(宰相不是一個,是多個并存)。道不同不相為謀,對君主的提名,張九齡表示了反對。然反對無效,李林甫還是順順當當?shù)剡M了中樞。繼而,李林甫以宰相的身份,再提名以吏治見長的涼州都督牛仙客為相。張九齡再一次反對,可有唐玄宗做后臺,李林甫又占了上風。整個斗爭過程是漫長的,也夾進了各種其他的事端,最后,出于唐玄宗政治轉(zhuǎn)型設(shè)計的完成,張九齡徹底敗給了李林甫,被貶出中樞。
從現(xiàn)象面言,張九齡與李林甫的沖突,當是標準的政治沖突。然而,依筆者之見,事情的性質(zhì)決非這么單純。1993年,中央電視臺在無錫外景基地召開“中國國際唐文化學術(shù)研討會”,筆者提交的論文題目即為《張九齡與李林甫的文化沖突》。在此文中,筆者將張、李狹隘的政治沖突,置放到宏觀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條析出他們明為政治沖突,實是文化沖突,其表現(xiàn)狀態(tài)有三種:一是儒學與法學的沖突;二是文學與吏治的沖突;三是書生與官僚的沖突。(拙文收人《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李沖突的結(jié)果,其意義不在于一人一事的政治權(quán)益得失,而在于在盛唐日后的走向,影響到整個唐帝國的發(fā)展趨勢。張九齡的倒臺,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給當時的政治與學術(shù)帶來了一連串的“終結(jié)”。
張九齡是個典型的儒士,他最為推崇的是儒家的“德”與“孝”,以此作為社會的政治標準與道德標準。在他下臺后,政府的指導(dǎo)思想轉(zhuǎn)換為李林甫所傾向的法家理論,從而造成了儒家治國思想在朝廷的終結(jié)。
張九齡是個杰出的文士,他主張以文學為治國手段,重用熟悉傳統(tǒng)治國方略的文人。在他下臺后,李林甫在用人問題上全面貫徹了“吏治”,即使用文化素養(yǎng)不高但有豐富工作與社會經(jīng)驗的純官僚,從而造成了文士主導(dǎo)政治局面的終結(jié)。
張九齡是個倔強的諫士,他以“忠”作為自己做臣子的本分,然他表現(xiàn)的忠君行為不是盲忠,而是忠國家、忠社櫻,一貫明言上陳朝政的得失,犯顏直諫,而不顧君主的好惡。在他下臺后,李林甫以權(quán)謀對付上下,堵塞言路,從而造成了朝廷中開明政治風氣的終結(jié)。
英國學者崔瑞德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評論張九齡與李林甫同處中樞機構(gòu)共事時說:“張九齡是一個有名的難以相處的人,拘泥、固執(zhí)、礙事,并且對一些小的原則問題斤斤計較;他心胸狹窄,偏見很深!毖韵轮,張、李關(guān)系的弄僵及破裂,張九齡的“難以相處”是個重要因素。其實(筆者在這里又要用“其實”了,“其實”二字是史家破謬揭實的重要轉(zhuǎn)折詞匯),張九齡的待人之道,還是很寬和仁恕的,有著不少朋友!杜f唐書·張九齡傳》說他“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垂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承盧怡結(jié)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干,而交道始終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崔瑞德先生可能在閱讀時忽視了這段史料,故而得出了上面的結(jié)論。
張九齡值得批評的地方,不在他的待人之道上,而在他有種書生型的軟弱(他有時也表現(xiàn)出書生型的剛強)。這種軟弱輕易不暴露,直到被李林甫追打得無招架之力,為保住現(xiàn)有的官爵,他忍氣吞聲地向?qū)κ职l(fā)出了討?zhàn)。討(zhàn)埵且运朴谥谱鞯母袀姷男问匠霈F(xiàn)的,名為《歸燕詩》:
海燕雖微沙,乘春亦暫來。
豈知泥滓淺,只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堂日幾回?
無心與物競,鷹準莫相猜。
他將自己比喻為微不足道的海燕,而將李林甫譽為高猛的鷹年,說絕無相爭之意,讓對方高抬貴手。張九齡此時的表現(xiàn)是可伶的,為保住世俗利益,竟然低下了高貴的頭顱,損失了莊嚴的人格。從而難以想象,他為了大義,會去實現(xiàn)儒家殺身成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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