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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蘇軾與《周易》陰陽觀

        時間:2020-11-14 14:21:52 易經(jīng) 我要投稿

        蘇軾與《周易》陰陽觀

          《周易》陰陽觀不僅對蘇軾的處世態(tài)度、性格修養(yǎng)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他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審美追求也產(chǎn)生了極大啟示。

        蘇軾與《周易》陰陽觀

          陰陽觀是《周易》中的重要哲學(xué)思想,學(xué)界對此已做過許多論述。要言之,陰陽觀的核心精神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系辭上》)。“‘一陰一陽’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陰陽之間的對待,二是指陰陽之間的流行,天地人物,莫不有陰陽,莫不受一陰一陽的支配,因而易道就是通貫天地人物的總的規(guī)律。”宇宙萬物只有遵循這種既互相對立又相互轉(zhuǎn)化的規(guī)律運行才能獲得順暢完美的發(fā)展。否則,則可能引起各種禍亂。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周易》認為整個世界是以‘一陰一陽’為始基的一個相反相成的有機統(tǒng)一體。在《周易》看來,只有在互相反對的雙方貫通、聯(lián)結(jié)、合作、平衡、統(tǒng)一的情況下,事物才可能得到順利地發(fā)展”,“只有這種平衡統(tǒng)一才能給世界帶來安寧和快樂。相反,平衡統(tǒng)一的破壞必然要引起各種禍亂。”終生服膺易學(xué)且有易學(xué)專著傳世的蘇軾對這一哲學(xué)思想深所認同,在自己的處世態(tài)度、性格修養(yǎng)、審美追求等方面自覺加以實踐運用?梢哉f,這一觀念是成就他人生、文藝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

          一、蘇軾的處世態(tài)度與《周易》陰陽觀

          依據(jù)儒家的觀點,“君子”與“小人”之間似乎應(yīng)涇渭分明、勢不兩立,但《周易》哲學(xué)則主張“君子”與“小人”之間應(yīng)彼此接納、和諧共處?偟恼f來,蘇軾盡管對小人嫉惡如仇,但其處世態(tài)度卻更多地汲取了《周易》哲學(xué)的處世智慧。

          《周易》“陰”、“陽”兩個范疇?wèi)?yīng)用于社會倫理領(lǐng)域中時,其象征意蘊之一即“君子”與“小人”。從卦、爻辭中可以明顯看出,《周易》有推崇君子、貶斥小人的傾向。如《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象》日:“‘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言開國承家,需用君子,勿用小人;若用小人,必亂邦國。又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說明使國家中興,……只有具備文明之德、剛武之威的殷高宗那樣的人才能擔(dān)此重任。……不要任用小人,若任用小人,國家不但不能既濟,反而會更加喪亂”,等等?偠灾彩怯嘘P(guān)開國承家、治國安邦、外交征伐等重大事情,《周易》主張重用君子、勿用小人。

          但這并不是說小人就應(yīng)該被憎惡棄絕、不予重視。作為陰陽象征意蘊之一的君子與小人之間同樣應(yīng)遵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一宇宙規(guī)律。因此,《周易》盡管更看重君子,但并不忽視小人,而是強調(diào)兩者應(yīng)彼此包容、和諧相處。如《遁・象》:“……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遁卦象征退避。君子應(yīng)當(dāng)遠避小人,不顯露憎惡之情但應(yīng)儼然矜莊。余敦康先生闡發(fā)日:

          由于君子與小人共同生活于社會的統(tǒng)一體中,魚龍混雜,不可分離,所謂遁世,并不意味著棄絕小人而離群索居,退隱山林,……而是指一種如何在亂世正確處理與小人的關(guān)系明哲保身的行為方式。因此,在小人得勢的社會。君子應(yīng)當(dāng)采取明智的做法避免小人的迫害,但也不必憎惡小人,斷然拒絕與小人交往,只是在這種交往過程中,保持嚴肅的態(tài)度

          可見,《周易》對待小人的態(tài)度相當(dāng)通達。又如《睽・初九》:“……見惡人,無咎。”為什么接見惡人反倒沒有咎害呢?孔穎達疏日:“若標(biāo)顯自異,不能和光同塵,則必為惡人所害”,余敦康先生日:

          對于作為對立面的惡人,要有一個全面的觀點,做到異中求同,不可偏狹固執(zhí),采取排斥拒絕的態(tài)度,而要主動接納,擴大交往,因為只有通過交往的過程,才能捐棄前嫌,達到諒解,避免因矛盾激化而產(chǎn)生的咎害。

          為避免矛盾激化而產(chǎn)生不堪設(shè)想的禍害。君子與小人均不可偏狹固執(zhí)、相互排斥,而應(yīng)求同存異、彼此接納。所謂“保合大和,乃利貞”(《乾・彖》)也,宇宙只有維持至為和諧的狀態(tài),才有利于萬物的正常運作。正如劉綱紀先生所說:

          《周易》認為美在生命之中,生命即美,而這種美的最高表現(xiàn)即是“大和”。因為只有在“大和”的狀態(tài)下。生命才能獲得最順暢、最理想的發(fā)展。……以“大和”為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以生命合規(guī)律的、和諧的發(fā)展為美,而且以各不相同的個體生命都能共同和諧發(fā)展為美,以整個大自然和人類全體生命的興旺發(fā)達為美。

          既然生命只有在“大和”狀態(tài)下才能獲得最理想的發(fā)展,而“大和”不僅包括個體、更包括整個大自然和全體人類的共同和諧發(fā)展;那么。君子與小人的和諧相處也就是宇宙規(guī)律的必然要求了!吨芤住分兴N含的這些思想對蘇軾的處世態(tài)度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秉承儒家孔孟思想傳統(tǒng)的熏陶,蘇軾自小養(yǎng)成了剛直不阿的君子人格,對損人利己的小人嫉惡如仇。但在深入研治《周易》的過程中受陰陽觀啟示也洞悟到:君子與小人兩種勢力只有平衡和諧,且君子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才有利于社會的安泰穩(wěn)定、個體的順暢發(fā)展。這種認識最集中地體現(xiàn)在他對“泰”卦的闡釋中:

          “泰”而后為“大壯”,“大壯”而后為“�”。“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夾”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退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后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泰卦只有三陽爻,而大壯卦與央卦分別有四、五陽爻,象征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依常理,“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央”之世。但在《周易》中,“泰”卻象征最安泰穩(wěn)定之世。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周易》看來,世上的小人是不可窮盡的,若必欲逼迫驅(qū)逐之,使之走投無路,必將激起小人的致死反抗,兩者爭斗則勝負難料。而泰卦是三陽爻居內(nèi),象征君子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掌握著控制權(quán);三陰爻居外,象征小人擁有安身立命之地,不會因無所措手足而鋌而走險,這樣禍患便無由而起。這就是泰卦之所以象征最安定的原因。其《罪言》一文也表達了類似思想:

          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在蘇軾看來。能成為眾人所望所依的人并不在于才華超群絕倫,而在于具有包容眾人的宏大氣量。從終極觀點看,眾人其實是相濟相成、殊途同歸的,根本沒必要相互敵對、排擠。正像“疾惡”、“矯枉”若超過一定限度,就會產(chǎn)生相反的結(jié)果一樣,宇宙萬物只有保持均衡和諧的關(guān)系,才有利于各自的完美發(fā)展。因此,君子與小人彼此包容、和諧共處實乃理之當(dāng)然。

          另外,蘇軾還深切體悟到,小人的存在對君子的發(fā)展來說與其說是一種阻力,不如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促進力。如蘇軾解大過卦彖辭日:

          《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養(yǎng)陽也,立臣以衛(wèi)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yǎng),臣弱則君棄其衛(wèi)。

          《周易》所貴尚的是陽能控馭陰,而不是凌駕于陰而忽略之。人們一般只知道陰的勢力過

          盛會帶來禍害,卻不知道陽的勢力過盛也不為福祥。因為設(shè)立陰是用以奉養(yǎng)陽的,設(shè)立臣是用以護衛(wèi)君的,“陰衰則陽失其養(yǎng),臣弱則君棄其衛(wèi)”。這種見解在蘇軾對《無妄・九五・象》“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的闡釋中也表達過:

          善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盡喪。無妄者驅(qū)人而內(nèi)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無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yǎng)其大正也,烏可藥哉!以“無妄”為藥,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誰安之?故日:“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會以一種尺度去苛求蕓蕓眾生,若這樣去要求必將盡喪天下。無妄卦象征不妄為,所有人都應(yīng)遵循正道而行;但君子對于“正”有一個標(biāo)準――“全其大而已”,保全大節(jié)即可,不必苛求于細枝末節(jié)。無妄之世有疾,象征在“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而這些“小不正”是用來養(yǎng)“大正”的,因此無須藥療。若以“不妄為”為藥來療治這些“小不正”,則是以“至正”荼毒天下,天下必將永無寧日。所以說“無妄之藥,不可試也。”這里的“大正”、“小不正”其實就是陽與陰、君子與小人的另一種指稱而已,其所表達的宗旨仍是強調(diào)陰的存在對于陽是有利的,不可除去。

          正因有以上洞見,所以在面對小人們的攻擊詆毀時,蘇軾依然能保持樂觀曠達的處世態(tài)度。如《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

          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

          從辯證的角度看,小人的謗讒正是激發(fā)自己探討宇宙之謎、參悟人生大道的資源。就像淤泥里生出潔凈的蓮花,糞壤中長出肥嫩的菌芝一樣,負面因素往往是促成正面事功的必要基礎(chǔ)。這種辯證思維可說是蘇軾無論何時都能保持樂觀曠達處世態(tài)度的主要心理調(diào)節(jié)機制之一。

          二、蘇軾的性格修養(yǎng)與《周易》陰陽觀

          蘇軾是一個善于學(xué)以致用的智者,當(dāng)他以《周易》陰陽觀反照自身時,便找到了導(dǎo)致自己屢遭禍患的內(nèi)在原因一勝格缺陷。

          蘇軾天性剛褊率直、是非分明,這種性格給他招來了無盡的禍患。所謂“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眾”。他與洛黨結(jié)怨便導(dǎo)源于此。“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可見,蘇軾與程頤、賈易等洛黨人士結(jié)怨并非為了什么重大事情,僅僅是由于他剛直偏激的性格所致。蘇軾晚年被貶海南遇赦北歸時曾總結(jié)說:“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在遭受了7年瀕臨死地的貶謫之后,蘇軾沒有一句怨天尤人之言,而把這一切歸咎于自己“性多忤物”、“剛褊自用”、“猖狂妄行”的性格之失。可以想見,這種剛褊之性給他的身心帶來了多么沉痛的`傷害。

          正因有這種痛楚體驗,所以蘇軾對“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理深蘊就體悟得更加透徹。如其解《賁卦》彖辭曰:“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柔者所以利往也。”剛?cè)魶]有柔的相濟,就不能亨通;柔若不附著于剛,則不能有所前往。只有剛?cè)嵯酀,剛才能得以亨通,柔才能有所前往。同理,只有遵奉陰陽剛(cè)嵯酀喑芍,天下之人才能成為有用之材,天下之道才能成為可行之道?/p>

          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陽不得陰,則無所附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陰陽之相加;……茍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樸鄙不入于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shù)自以為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于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shù)也。

          “獨陽不能自生,獨陰不能自成,是必陰陽相須,然后可以生成萬物。”不管是人還是道術(shù),都必須經(jīng)過“一陰一陽”之易道的陶冶、整合,才可成為有用之材、可行之道;否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shù)也”。易言之,陰陽剛?cè)嵯酀,是成就人才、推行道術(shù)的必備前提。這種觀念蘇軾在《葉嘉傳》、《謝制科啟二首》之二、《謝王內(nèi)翰啟》等文中也表露過,限于篇幅,茲不贅述。

          在這種認識啟示下,在對“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歷史事實的觀照下,在對自己屢遭禍患根由的反省中,蘇軾醒悟到,必須對自己的剛褊性格加以修正。如《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至言雖久服,放心不自收。……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鐫發(fā)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

          此詩是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剛從獄中出來、蘇轍來看望他時寫的。蘇軾前因激烈反對新法而被新黨誣陷入獄。經(jīng)過近半年牢獄生活的摧折、磨煉,蘇軾認識到災(zāi)禍的引起主要源于自己那驕狂浮躁、冥頑偏執(zhí)的個性;因此決心要把平時那種種驕狂之氣、剛褊之性消磨掉。此種悔改意識在《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及《與葉進叔書》等詩文中也透露過,應(yīng)是他的肺腑之言。因自己深受性格剛褊之禍,所以,蘇軾諄諄告誡晚輩們性格一定要修煉得寬和平易些。如《龍尾石硯寄猶子遠》:“偉節(jié)何須怒。寬饒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此詩是紹圣二年(1095年)蘇軾60歲時寫的。“偉節(jié)”指東漢末年的賈彪,“彪兄弟三人……而彪最優(yōu),故天下稱日‘賈氏三虎,偉節(jié)最怒’。”“寬饒”指西漢的蓋寬饒,“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shù)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jié),而非其如此,予書……寬饒不納其言”,后竟被害。與其說蘇軾在勸誡為人類己的侄子“小東坡”性格要和順些,毋寧說是在警戒自己。我們從蘇軾的兩則雜記中即可證實此點。如《劉沈認屐》:

          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后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fù)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日:“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之,麟士日:“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jié),然人處世,當(dāng)如麟士,不當(dāng)如凝之也。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不知何人所在。……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唏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日:“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從蘇軾鮮明的褒貶態(tài)度“人處世,當(dāng)如麟士。不當(dāng)如凝之”、“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中,即可看出蘇軾對寬容通達、沖和恬淡性格的追慕之情。實際上,蘇軾在有生之年的確也修煉到了這種境界。據(jù)《說郛》載:“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誨少許可,嘗戒子瞻擇友,子瞻日:眼前見天下無一個

          不好人。”正可作為他寬和通達性情的最佳注腳。

          三、蘇軾的審美追求與《周易》陰陽觀

          《周易》陰陽觀不僅對蘇軾的處世態(tài)度、性格修養(yǎng)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他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審美追求也產(chǎn)生了極大啟示。

          就蘇軾的秉性來說,他更推崇富有氣勢力量的剛健之美,而不太欣賞嬌弱無力的陰柔之美。這種審美觀其《黃州春日雜書四絕》之二中即可看出:

          中州臘盡春猶淺,只有梅花最可憐。坐遣牡丹成俗物,豐肌弱骨不成妍。

          在蘇軾眼中,只有那傲骨凌雪、不畏嚴寒的梅花最值得愛憐;而那骨骼柔弱、肌膚豐腴的牡丹則俗不可耐。這種審美傾向在其詩文中也多有流露:“六郎亦不廢學(xué)……作文極峻壯,有家法”,“筆力奇健,深增嘆服”,“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shù)首一觀”,“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等等。剛健之美在蘇軾心中的地位于此可見一斑。

          然而,蘇軾畢竟是一位深得文藝創(chuàng)作三昧,且有深厚哲學(xué)理論素養(yǎng)的大家。盡管他更欣賞剛健之美,但在《周易》陰陽觀的啟示下也透悟到:文藝創(chuàng)作要想取得最佳審美效果,必須把各種對立元素渾融無間地統(tǒng)一于一體,而不能偏于一端。所謂“文生于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凡能給人以美感的文采。必是各種元素相互交錯而成;若只有一種元素,豈有文采可言?所謂“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是也。這種審美觀念最典型地體現(xiàn)在蘇軾的《和子由論書》中: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xué)可。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體勢本闊略,結(jié)束入細么。……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

          在蘇軾看來,只要通曉書法之意,既使不學(xué)書法技巧也可以。那么,書法之“意”是什么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端莊之中夾雜流麗的筆法,剛健之中蘊含婀娜多姿的形態(tài);即把對立因素和諧完美地統(tǒng)一于一體。“體勢本闊略,結(jié)束入細么”、“守駿莫如跛”等正是這一審美觀念的具體運用。這種觀念在蘇軾文中多有表述,又如《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jīng)》:“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結(jié)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書硯》:“硯之發(fā)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jié)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萬事無不然。”世間萬事萬物大都是“二德難兼”,文藝創(chuàng)作也不例外,但若把“二德”完美地兼容起來則必為至品。

          這種富于辯證色彩的審美觀念可說是蘇軾評價文藝作品的最高尺度。在這種尺度衡量下,古今詩人中符合他標(biāo)準的就屈指可數(shù)了。如《與子由六首》之五: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

          蘇軾平生唯一喜好的詩人就是陶淵明,景慕之至,竟寫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詩”。陶詩究竟有什么魅力令蘇軾如此心儀呢?“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連“詩仙”李白、“詩圣”杜甫都不能企及的陶詩的特點是:詩歌外表質(zhì)樸而內(nèi)涵綺麗,表面清瘦而內(nèi)蘊豐腴。“質(zhì)”與“綺”、“癯”與“腴”這兩對看似矛盾的審美風(fēng)格達到了完美統(tǒng)一。又如《評韓柳詩》:“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枯”與“膏”、“淡”與“美”實即“質(zhì)”與“綺”、“癯”與“腴”的另一種表達而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其實也正是蘇軾自己文藝創(chuàng)作的審美追求。如他曾教導(dǎo)侄子云: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xué)此樣,何不取舊日應(yīng)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dāng)且學(xué)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照蘇軾看來,無論是學(xué)寫文章還是學(xué)習(xí)書法,盡管最高的追求是平淡,但少小時應(yīng)使氣象崢嶸,采色絢爛,等到年老手熟后才能達到平淡境界。但這種平淡不是淺薄的平淡,而是“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平淡。蘇軾的文藝創(chuàng)作確已達到了這種境界,明代茅維曾予高度評價:

          蓋長公之文,……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淡而腴,淺而蓄,奇不詭于正,激不乖于和,虛者有實功,泛者有專詣,殆無位而攄隆中之抱,無史而畢龍門之長,至乃羈愁瀕死之際,而居然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也者,豈文士能乎哉!

          茅維幾乎把文章中可能出現(xiàn)的對立元素都列出來了,但蘇軾的文章卻把這些看似不能兼容的因素都恰到好處地統(tǒng)一到了一起。若沒有深厚的理論認識,沒有自覺的審美追求,能達到這種境界嗎?可以說,蘇軾的各類文藝創(chuàng)作之所以都能達到千古獨步的境界,與他精湛的哲學(xué)理論素養(yǎng)及對這些理論融會貫通的運用有密切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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